一方面是用户对运营商宽带降费方案的不满，另一方是电信运营商面对投资回报的沉重压力，中国正在进行中的宽带“提速降费”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也牵扯到电信业可持续发展的命题。近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室主任史炜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提出，断崖式降费并不可取，渐进式资费优化才可行。

　　电信运营商面临3G和4G投资无法收回

　　电信行业具有高投入、低回报的特点，回报周期非常长。目前，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在3G、4G上的投资面临难以收回的窘境。

　　2009年1月，中国发放3G牌照，启动3G投资。据统计，三大电信运营商大致各投资2000亿元(人民币，下同)，建成了目前3G网络的水平。

　　按照电信行业规律，一张电信网络的回收期大概是7至8年。至目前，3G网络建设刚刚6年，还没收回投资。2013年12月，中国发放4G牌照。对于2000亿元的3G投资，运营商在10年内每年将提出200亿元折旧，冲抵了利润。

　　截至目前，中国移动已建成70多万个基站，投资已达到2000亿元。中国电信至今也投了四、五百亿元。

　　以上投资距离盈利仍有数年时间，但让人应接不暇的是，包括华为、中兴在内的网络设备商已经启动了5G研发，并预期2020年可实施商用。假如中国2023年发放5G牌照，又将面临4G投资刚刚盈利又要投资5G的困境。

　　根据国务院提速降费方案，到2017年，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将投资1.1万亿元进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巨大。

　　与此同时，电信业务资费多年来持续下降，增量不增收已经成为常态。2014年，运营商推出4G服务，综合资费比3G低30%。

　　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利润逐步走低，2014年，中国电信利润177亿元，增长不到1%。2015年一季度，三大电信运营商罕见出现利润集体下降。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运营商提供各项服务的成本的才会降低，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资费水平自然会稳步下降，这才符合市场规律。如果让运营商断崖式降价，只会导致运营商失去造血能力，无力为网络扩容和升级，无法为用户提供正常服务。”史炜表示。

　　史炜表示，电信运营商3G投资对中国通信产业链的建设功不可没，拉动了华为、中兴等设备企业、国产手机企业、信息服务业的崛起，同时也拉动了工程建设、就业，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毋庸讳言的是，运营商的确面临困境，比探讨资费究竟高不高更重要的是，在移动互联网袭来的新常态下，运营商能否通过向智能管道转型，找到新的发展路径。

　　普遍服务模式应变：增加政府采购

　　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近几年中国在国际电信联盟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和普及水平综合指数上的排名，基本处于全球第80名左右。

　　而造成网速慢、网速贵的主因，据工信部负责人分析认为，主要是市场供给不足。此外，运营商在部分小区、公共场所遇到天价“进场费”，也制约了现有铜缆网络向光纤网络的升级。

　　2014年，中国出台“宽带中国”国家战略，明确了宽带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定位，宽带成为国家战略性资源，需要提前部署。

　　同时，宽带建设需成本投入，由于宽带网络建设具有耗费成本大、周期长、收益小等特点，单靠企业自主发展显然不能适应国家宽带建设需要。

　　2004年起，工信部实施村通工程。迄今，在通电话方面，累计投资400亿元，全国通电话行政村比例从88%提高到100%。在“乡乡通宽带”方面，宽带网络建设累计直接投资逾300亿元，共计完成3000余个乡镇和14万多个行政村的宽带网络建设，全国通宽带乡镇和行政村的比例从90%、70%分别跃升至现在的100%和91%。

　　这些投资，基本上都是由电信运营商自己筹集资金进行投资。而政府每年的村通工程普遍服务专项基金仅为4亿元，远远不能弥补运营商的成本。

　　据统计，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限，偏远农村地区的通信业务量很少，电话零次户比例高达10%-20%，通信收入根本无法补偿运营维护成本。

　　所谓“普遍服务”，指对任何人都要提供无地域、质量、资费歧视且能够负担得起的电信业务。由于回报率低，所以高成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十分落后。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各国政府都推出了一定措施解决局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问题。

　　全球网速最快的国家韩国2004年制定了“绿色IT国家战略”计划，并累计由政府投资宽带基础设施建设700亿美元。美国政府2010年出台了《国家宽带计划》，并设立了72亿美元宽带扶持基金，创立了年度预算高达45亿美元的新的“连接美国基金”(CAF)，以补贴在人口稀少地区建设并运营高速互联网。

　　“比如在美国，运营商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在提供普遍服务的时候，所有普遍服务的业务由运营商建设投资，政府买单”，史炜建议，中国也应该改变现有的普遍基金模式，加大政府采购服务的力度，促进电信运营商提供覆盖面更广的服务。

　　史炜表示，随着信息化应用的发展，当年电信运营商在农村和偏远山区铺设的网络设施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农村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今后，政府应采取更加可持续的方式，推动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与提高。

　　互联网公司应为普遍服务做贡献

　　由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了互联网应用公司的发展，甚至信息服务市场的模式也发生巨大改变，从过去以运营商为中心变为以提供增值服务的互联网为中心，运营商几乎沦为“管道”。此前，互联网公司提出网费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根据年报数据，2014年腾讯公司网络成本(带宽及服务器托管费)仅占总成本的7.7%、占经营收入的5.4%，百度公司此两项指标分别为7.9%和5.8%，乐视公司分别为4.2%和3.6%；而同期运营商网络投资占收比达34.6%，网络成本占总成本比更是高达65%(中国电信为例)。

　　从收入规模来看，运营商远高于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大互联网公司，但BAT营业收入同比增幅要远高于运营商。据工信部数据，2014年中国通信业增速约为12.3%，其中基础电信运营商增长3.6%(营改增还原后)，增值电信(互联网)企业增长36%。

　　史炜表示，互联网企业支付了低额的网络占用费，却耗用了庞大的网络资源。因此，互联网企业与电信运营商没有形成互利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导致两者网络投入和收益不均衡，造成了运营商网络建设及维护的沉重负担，造成全球大部分国家宽带网络建设不能满足互联网企业应用需求剧增的困境。如不能有效改善，长期必将降低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投资。

　　史炜建议，面临4G和光纤宽带建设的高额投入，运营商已经力不从心，在国家政策支持和网络建设资金无法到位的情况下，向高额利润的互联网企业适当收费来缓解网络投资资金的巨大缺口、加快基础网络建设成为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