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与企业的相互配合

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以反对政治贪腐为名赶走了李承晚，建立了威权体制。朴正熙上台之初宣布要严惩“腐败政治”，发布了一份包含11位企业家的名单，要以“发不义之财”的名义逮捕他们。

排在首位的便是第一制糖（三星的前身）的会长李秉喆。当时，李秉喆滞留在日本，韩国政府遣人催促他回国，一番犹豫之后，李秉喆在日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所有家产全部捐献国家，之后返回韩国。

当时，朴正熙与李秉喆面谈，作为有“原罪”企业家代表的李秉喆表现得颇为硬气，坚持自己作为企业家利润最大化的经营原则无罪；相反他认为，如果国民对此有疑问，政治家的人物就要去劝导国民接受一个事实：企业家是要以经营为导向，国家离不开企业家；反之，如果企业家不思进取，经济萧条，税收下降缩减，国家也要受损，“与其这样，不如让商人承担经济建设的一部分任务，这样对国家更有利。”

当时，朝鲜战争过后，朝鲜半岛一分为二，韩国的国内经济发展并不好，政治更是腐败，对外还处于朝鲜的阴影之下，朴正熙依靠军事政变上台，名不正言不顺，自然只能是依靠绩效合法性，也就是经济增长来维持政权。所以，朴正熙吩咐手下放人：“现在权力在我们手里了，就应当让国民吃饱吧，还不如北边的经济力你打算怎么办……差不多就行了，从现在开始让他们为经济复兴尽力吧。”

这次对话，就暗示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对企业家展示出惊人的弹性。

自此之后，韩国政府和企业家就开始在经济上相互配合。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博弈能力甚至变得越来越大，而不是简单的服从政府的产业政策。

1982年，韩国政府头脑发热，发布《半导体工业扶植计划》和《半导体扶植具体计划》提出，“要实现国内民用电子消费产品需求和生产设备的进口替代， 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内自给自足的半导体发展目标。”

但是，那基本是韩国政府的妄想，民间企业并没有按照政府的产业政策走，而是选择面向国外集中精力生产DRAM，引进国外新技术和设备，实行产品出口的战略。

以三星为例，韩国政府希望三星电子生产消费电子用半导体用品，但是李秉喆凭借企业家对于市场的把握，不断调整，最后才把重注压在靠规模优势和质控取胜的DRAM上。

还好，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属于诱导性，而不是审批性，所以还是尊重了企业家的自主选择。政府还很配合企业家给了一些优惠的政策，通过政府订单来创造最初的内部需求，帮助韩国企业起飞。

以三星为例，1983年，三星正式宣布进军半导体，1984～1985年，三星整个半导体产品的一半都是在国内销售；1984年，86．2％的64K DRAM存储器都是国内消化掉的。在80年代后期，韩国政府更是积极配合企业调整产业政策，一大批的官产学项目开始集中于DRAM的技术突破。

其实1985年，韩国通过了《产业发展法》，强调市场的作用，减少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法律层面上消除了所谓“战略产业”。不过，当时仍然保留了两个领域，激励不足，必须依靠国家干预才能发展的产业和夕阳产业。 虽然放权不足，而且时常反复授权，但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

如果韩国政府一意孤行，不信任企业家的判断，强行挑选赢家，利用行政干涉三星等企业的经营，韩国半导体产业是不可能崛起的。

作为一个审慎的企业家，李秉喆在确定半导体的战略时，经历了广泛的调研和反复权衡，对于半导体产业的市场情况了解的可以说是非常深刻。

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三星就已经为进入半导体做准备。1974年， 李健熙收购韩国半导体公司50％的股份，三年之后，公司的掌舵人李秉喆开始认真考虑进军半导体行业，收购了韩国半导体剩下50％的股份，同时收购了仙童在韩国的子公司来获取相关技术。

1980年代，半导体中心在日本，李秉喆常常去日本拜访半导体的权威，他还向将半导体翻译成日文的小谷大名博士不耻下问的请教，“什么是半导体，到底有多少种？”

后来还遇到了稻叶秀三，日本战后复兴的总负责人，跟他讨论半导体等问题。稻叶秀三对对李秉喆说 ：“半导体将主导未来的市场，因为精巧轻便的产品是市场的需求。”

1982年，美、日考察之后，李秉喆不仅看到了半导体产业的潜力，还敏锐地发现危机之中的美国半导体也开始向外推出和海外转移的趋势。当年，他就投资了27亿韩元建立半导体研究所，准备进入半导体行业。

在选择产品进行集中突破时，他也是费了不少心思，更是表现出企业家的大胆和远见。当时，由于全世界范围内64K DRAM价格过剩，最初选择风险较 小的SROM ，但是由于由于SROM的市场规模仅有DRAM的30％，三星还是想着星辰大海，决定赌一把大的，做好了打价格战的准备，冒着风险选择了 DRAM。

不过，当时，三星敢做出这种决定，也要感谢韩国政府的配合，尽管三星等企业并没有严格的遵循政府的产业政策。韩国政府还为了解决最初的生存问题，通过政府订单，创造需求。

例如，1982年，在韩国国内仅有不到1000台PC的时候，向半导体厂商，一次订购了8360台电脑，来创造 DRAM 的需求。而且，在国家的刺激和示范作用下，韩国PC市场飞速发展，1983年，韩国PC的需求量一次性翻了10倍。

三星的飞跃

国内市场的启动，加上关税保护，极大地提高了韩国半导体企业生存概率。

1983年，准备就绪的三星正式对外宣布要进军半导体产业。同年，从经营困难的镁光公司手中买到了64K DRAM的设计技术，三星电子研发室主任李润雨和7名组员亲自进入镁光科技进修。当时，也从日本夏普公司引进关键的加工工艺——MOS技术。

除了单纯的技术之外，三星更是从美国网罗大批量的韩裔人才；当时日本东芝是三星最为推崇的对象，像华为学习IBM一样，一切向东芝看齐，所以连东芝半导体生产部部长也没放过，在参观了一次东芝之后，就挖走了东芝的生产部部长；有趣的是，1988年，广招贤才的李健熙访台，还曾试图挖过的正在准备开办台积电张忠谋加入三星。

当时，三星的学习能力可谓神速，第一座在京畿道器兴的33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厂仅仅耗时不过6个月。当时从镁光科技进口3000个64K DRAM的芯片在韩国组装，由于三星当时的装配成功率很快就达到了92％，追平日本。生产制造的良品率提升更是厉害，1984年5月，良品率仅有34％，一年之后，就达到了61％，当时美日良品率的平均水平也就是60％～70％。

三星布局已经相当长远，没有偏安一隅。一开始就在美国设立研发团队和当地的法人，不仅是紧跟技术，而且为未来国际化销售做准备，研发和销售都要国际化。实际上，韩国市场狭小，技术落后，只有靠国际市场拼杀才能存活，直到90年代，韩国半导体90％以上的半导体都是出口。

在1983年，三星研制出64K DRAM时，跟国外厂商差距大概是5年；之后， 三星决定采用赛买机制，国内外两个团队同时进行256K DRAM的研发，1984年，国内团队率先完成，差距缩短到3年。1986年，三星开发出1M DRAM芯片，差距缩小到1年。不过此时，韩国就已经引起了国外厂商的注意，国外引进技术的战略开始受阻。1988年，三星就开始实行出口战略。

这时候韩国政府模仿日本，出面组织国家开发研究小组，国内三大厂商、三星、LG和现代共同研究VLSI项目。1988年，三星率先推出4 M DRAM，时间和国外厂商仅差了半年。之后，三星进入一线阵营，逐渐开始和国外大厂商签订专利互授协议，包括，德州仪器、IBM和英特尔。1989年，三星的技术提成费占销售的比例是12％左右，1991年，逐渐降到6．7％。

1990年8月，三星研制出16M DRAM，同国外厂商比，时间缩短为3个月。1992年，三星超过日本NEC 成为了世界第一大DRAM制造商。同年末，三星和国外厂商几乎同时推出了16M DRAM。1993年，韩国在世界DRAM市场的占有率已达50 ％，其中4M DRAM占 30％，16M DRAM占50％。

1994年8月，三星率先推出了256M DRAM，终于成为了DRAM市场的领导者。从1983年到1994年，三星用了11年的时间，完成了从追赶者到领导者的转变。

但三星等韩国企业真正的竞争优势不是在于芯片技术和制造能力，而是生产效率。直到1994年，韩国的半导体企业才真正开始重视生产质量，提出，“制造成本最低，质量最优的产品．．．．．．实现最高价格的售价。”

但在那之前，韩国的企业更强调生产效率。1993年，韩国迅速崛起，日本前去三星考察参观的半导体从业人员就发现，韩国半导体公司的芯片的生产效率已经超越日本，而且几乎是不惜牺牲质量的前提下追求最低成本，参观人员回忆道，“在参观现代电子产业公司的0．5um芯片加工厂是，我没有穿防尘服，穿着西服就买进了生产线的入口处。门一开，各种制造设备出现在眼前，我换了神，但是现代电子的人却满不在乎。”

当时，日本的观察员并没有以所谓的“工匠精神”鄙视韩国企业，毕竟韩国崛起确实是势如破竹，而是迅速反思所谓的工匠精神和技术之上的观念拖累了日本，感叹：“日本的芯片品质过剩，功能过剩，说不定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功能也过剩。”

确实如此，当时DRAM的需求结构早就出现了变化，PC取代了大型机成为了需求的主流。由于个人电脑属于普通消费品，与大型机对DRAM存储器的可靠性要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能够使用5年的芯片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再多就完全没有必要。

韩国抓住了DRAM市场需求由大型机转变为个人电脑的机会窗口，把精力多集中在如何提高生产效率上，而不是生产使用寿命长的芯片上。

可是当时的日本DRAM的厂商正陶醉在大型机市场的成功之中，并没有注意到市场的变化，还在坚持DRAM要能够满足长期使用，使用期甚至要达到25年。

一般人都会将此归结于对于制造文化的偏执，也就是所谓的“工匠精神”，但对市场变化的迟钝也可能与日本特殊的国内计算机市场相关。

80年代早期，世界范围内，大型机市场份额和规模已经逐渐下降。1973年，大型机出货量已经是巅峰。仅仅5年之后，1978年，在美国个人电脑产值就已经超过大型机。

但是日本却不是这样。由于日语的特殊性，日本用户更喜欢使用的是NEC 推出的 PC－9800系列。但由于成本原因，更加受欢迎的是东芝在1978年推出的文字处理机。在86～89年间，文字处理机生产数量一度超过个人计算机。所以，1991年之前，在日本国内，大型机的产值还是一直超过个人计算机的。

但一切坚固的东西最终都会烟消云散。市场需求的变化就会带动产品需求的变化，日本作为先进者的优势变却成了负担，更可怕的是日本并没有及时地进行意识转换。美国半导体因为军工订单，被日本在制造工艺上超越；日本又因为大型机订单，被韩国在生产效率上超车。

比创新者的窘境更加可怕的，是无知者的自大。

1992年左右，随着Windows 系统的出现，日本才开始和世界同步，PC产值开始超过大型机。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当年，世界范围内，PC的收入占到行业营收的44．5％，而大型机只有21．6％，PC的收入是大型机的两倍还多。

至于韩国半导体企业能抓住DRAM需求的变化很有可能是市场需求结构变化的自然结果，也有可能跟韩国政府最开始下的订单相关。不过，即使跟政府最开始的需求订单相关，很难说这是一个前瞻性的引导，更多的可能只是运气。

Franco Malerba 在研究欧美半导体技术创新时，就发现在最初创造的需求结构不同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之后技术的演进路线。日本在最初创造需求的时候，是通过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向国内企业下关于大型机的DRAM订单，而且一直以来，NTT 就是日本半导体的主要客户，而韩国最开始就是为满足PC 来生产DRAM芯片。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尽管政府在最初创造的需求以及通过保护提供了学习机会，市场竞争才是真正让韩国半导体企业腾飞的内核。 当时在三星的带动下，LG、现代和大宇都涌入半导体行业。就像东芝之于三星，三星就是其他三个韩国企业的模仿对象。LG的管理层直言，三星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1984～1987年，政府提供贷款不过3．5亿美元，半导体企业的投资高达20美元。90年代，三大厂商相互竞赛建厂的资金高达40亿，这还是当时企业相互隐瞒投资所报的数字。

1984～1987年，三星就亏了1159亿韩元，公司赤字1200多亿韩元，大宇就是承受不了亏损而退出。不过，企业家却表现的十分坚决。 当时，李秉喆主持会议，第一次启动了反周期扩张的大杀器，“因为64K DRAM和256K DRAM晚一步投入市场，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如果1M DRAM工厂开工也慢上一拍，那么后果将会怎样？明天早上就启动开工仪式吧，我会去器兴工厂。”

从美日贸易冲突中获益的韩国半导体企业

这次决策多少也有运气的成分。当时美日的贸易争端给了韩国半导体企业意想不到的喘息机会。当时由于日本企业激进的策略逼得许多美国半导体厂商退出，而美国通过贸易谈判引入价格监督机制，将价格控制到了一个合理的水平。

除此之外，日本的厂商为了高利润反而把精力放在1M DRAM上，所以韩国之前激进的投资策略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回报，三星和现代在64K DRAM和256K DRAM市场上迅速的填补了日本厂商留下来的空白成为主宰。

韩国半导体企业从美日贸易冲突中获益不止如此。当时，日、韩本质上实行的并不是简单的保护幼稚产业，更准确的是保护进口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保护进口促进出口战略就是保罗克鲁德曼提出来的贸易理论：如果存在寡头垄断和市场分割、产业存在规模经济效益，这时，如果一国进行贸易保护，那么本国企业就获得一定的规模优势，边际成本会降低，相应的外国企业规模降低，边际成本上升，本国企业对外出口的优势就会加大，可以赢得更多国外的市场份额。

但是，这种情况下，就会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虽然是双输，但规模越小的国家，本质上损失会更大。因为它会损失掉更多的市场，所以规模变的得更小，边际成本提高的更多。除了政治军事依赖，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非常紧张美国会采用惩罚性关税的主要原因，因为日本的损失一定是比美国大。所以，只能不断妥协，在美国出台报复之前，出台自愿限制出口协议。当时，韩国是美日韩中市场规模最小的，本应是处于最不利的位置， 但它是巧妙的利用了美日的矛盾，规避了贸易风险。

当时，美国、日本都对韩国的廉价倾销十分头疼。1992年， 美国商务部将对韩国三大半导体公司设置了非常高的反倾销保证金，其中三星公司的保证金比例高达87．4％，LG的倾销率52．41％，现代为5．99％。

同时，美国向韩国施压出台《半导体芯片保护法》等知识产权法，规定半导体芯片本身和使用半导体的产品都受到保护，韩国企业激烈反对，韩国国会以“未及时审议”的技术问题拖了过去。

1993年，美国再次施压要求取消韩国对美国半导体9％的关税和半导体制造材料的5％～20％的关税。当时，韩国占有美国DRAM市场的30％。

面对此种情况，韩国表现了非常灵活的手腕，因势利导，左右逢源。三星李健熙花了大价钱向美国游说，“如果三星无法正常制造芯片，日本企业占据市场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竞争者的减少将进一步抬高美国企业购入芯片的价格，对于美国企业将更加不利。”

现代表现的更是谦卑：“我们不是威胁，我们不像日本那样企图占据世界市场的50％至60％。我们仅仅要求能维持有效的生产水平。”

由于当时韩国的内部市场比不上日本，加上美国主要企业已经退出DRAM市场，所以美国政府还是希望用韩国来牵制日本，高举轻放。反倾销税最后只是象征性地收了0．74％。

另一边，日本需要韩国舆论支持，开始向韩国开放了一定的市场。韩国的三大厂商也分别和日本三大的厂商合作，三星和东芝、LG 和日立、现代和富士通都分别建立了联盟关系，不仅规避了贸易摩擦，还获取了许多必要的专利技术的许可。

1994年，三星与NEC达成了合作开发256 M DRAM的协议。更幸运的是，随着美国强迫日本开发市场，韩国进入日本的市场的门口进一步下降，贸易份额进一步扩大。

韩国半导体产业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有美日贸易带来的战略机遇和有需求结构改变带来的市场机遇，但是如果当时的韩国政府一意孤行，而不是尊重企业家的判断，配合押注DRAM，冲击国际市场，激发市场竞争和创新，韩国半导体不可能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