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高端、神秘，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认为，航天始终是张深藏不露的“大国底牌”。

　　当从陆地的竞争衍生到太空之争，其成本压力不容小觑。

　　眼下，一边是武汉、山东、北京、西安、深圳等各地在相关产业政策中规划商业航天发展路径，加大产业引进力度。

　　而另一边，政策红利的结构性变化日益引发热潮，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和资源已然参与到航天相关开发和应用之中。

　　相关数据统计，2021年商业航天赛道的融资事件共35起，披露融资金额有64.5亿元，其中火箭/卫星发射研发、航天装备制造等居多。

　　技术、资本与地方逐渐融合的发展趋势下，王建宇院士认为，空间互联网（卫星互联网）正是商业航天商业化最佳的切入点。

　　空间互联网正成为商业航天新主角

　　起初，航天商业化的希望更多寄托在对地观测上。

　　王建宇院士回忆称，以军事应用为牵引，以前最早、最热的非卫星遥感莫属。

　　“当时，很多人希望从产业或资本的角度推动航天市场化、商业化，如对地观测以前也有很多类似的商业卫星，但真正落实起来很难。经过仔细分析，实际上对地观测绝大部分的末端用户仍然是政府。”

　　再到后来，从应用端角度出发，空间信息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地观测数据。“导航定位出来以后，大家离不开GPS。相应的，我们国家也组建了自己的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从地面过度到天上，陆续有很多地面网络解决不了问题，如海洋、沙漠等偏远地方开始摸索利用空间互联网解决信号难题的路径。”

　　与其说，这是空间信息概念的自然演化，不如说是面向大众的航天商业化应用的形成过程。

　　而商业航天正在把它的下一个故事，押注在了空间互联网这一市场上。

　　王建宇院士认为，空间互联网的市场化程度与对地观测的市场化程度自然不同。“如果能够真正把一部分互联网搬到天上去，每个人都可以用得上，那将不单单是政府的事情。”

　　或许从市场的角度，一些入局的企业家、投资者也开始猜想，空间互联网可能会复制当时移动通讯的发展路径。“20年前，没人会想到手机变成了非常大的市场，不仅成本降低了，而且人人都有。”

　　回顾整个行业较为明显的变化，王建宇院士指出，相关的技术应用发展正经历着从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过程。“目前，业内已经逐步相信，空间互联网将在不久的未来有可能是整个互联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间拉回到三四年前，依托于我国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相对较低的人力成本，继2018年中国首次在轨道发射次数上超越美国后，2019年中国火箭发射数量也继续保持了全球第一的势头。

　　但，即便2021我国火箭发射数量仍旧登顶全球发射数量第一，入轨卫星数量却因“星链”批量化发射等与美国拉开了差距。

　　对此，王建宇院士直言，若想保持国际领先，仅想凭借简单的“降低发射成本”的优势还远远不够，唯有技术创新才能继续留存下来。

　　好在，在研发投入这一点上，王建宇院士认为，即便我国身处对技术科技并不太重视的“文革”时期，国家政策对航天的相应投资也并未停过。

　　政府往下走，市场往上靠

　　毋庸置疑，近几年我国政府对商业航天从封闭、管制走向开放，做了不少工作。王建宇院士笃定，政府和市场从两头朝一起走才是航天商业化最好的打开方式。

　　某种意义上，国家也期待市场化模式的参与。“航天产业门槛高，而且卫星越做越复杂，要求越来越高，卫星的成本也越来越高。至少现阶段，火箭赚卫星的钱，测控赚卫星的钱，乃至整个行业都在赚卫星的钱。”

　　与自上而下的目标一样，从市场往上走的方式，其目的也为了将空间经济落地到千家万户，真正形成市场。

　　只不过，两种方向的最初呈现方式差别不小。

　　“一般来说，传统的航天都是循序渐进，周期比较长，要经过预先研究、系统演示、背景型号等流程，且为了确保成功往往不惜人力、物力。而对于商业航天来说，基本的方法是寻找成熟技术快速移植，追求精干高效、效益优先。”

　　立足于降成本、广泛应用的需求，这在王建宇院士看来，双方往相对的方向走始终不缺乏动力。

　　不过，他同时指出，空间互联网和现有的系统有很大的竞争风险，包括强大的地面互联网系统。“现在地面互联网已经建得非常好了。尽管空间互联网今后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起步阶段，它或多或少会受到地面强烈地打压或者挤兑。此外，从卫星制造和现有的体系来看，相比地面互联网的寿命，包括空间互联网在内的寿命可能差距较大。”

　　不论如何，站在抢占太空应用战略制高点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上，“通导遥一体化”势在必行。“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中国将“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集成互联、安全高效的信息基础设施，打造全球覆盖、高效运行的通信、导航、遥感空间基础设施体系”。

　　就在近期，上海市发文推进空间信息产业发展，计划到2025年，以构建通导遥一体化空间信息系统为导向，打造全球空间信息领域科技创新策源地、数智制造新高地、优势企业集聚地、应用服务输出地。

　　另根据公开的信息，中国星网近期已经与上海建立了合作，在助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发挥高端产业引领作用、构建示范应用先行区等领域展开合作。

　　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服务上，“把通导遥技术做大的融合互补，并构建一体化的服务体系”的实现路径并不容易。至少从业内的探讨来看，通导一体化相对容易，但要加入遥感难度很大。倘若一体化无法突破，商业航天应用势必会很难发展。

　　王建宇院士坚信，等到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些技术有可能接到一起，形成以某类卫星为主、其他卫星为辅的系统。

　　毕竟，用的人越多，卫星的服务价值也越高。

　　资源有限，市场不必亦步亦趋

　　空天信息赋能地方经济的趋势之下，诸如嘉兴、株洲、泰安等三四线城市开始陆续落地航空航天产业项目。

　　某种意义上，王建宇院士认为，在产业发展初期，国家、政府的积极参与、引导是好事。而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也要提高产业门槛。

　　“之前我们去过某些地方，碰到过一种情况：一开始，地方代表谈到卫星发射时积极性很高，也经过了一番探讨，但等真正要做的时候，还是认为直接购买卫星数据更加适合地方的经济现状。”

　　不可否认，通过各方组网，卫星数据的确能够在数量上获取足够的补充。但在王建宇院士看来，卫星网络建设毕竟还是一件限量的事，量太多容易重复。王建宇院士为此建议，“更多是要解决数据共享和综合利用的问题，这样才能把国家资本市场的经费利用得恰到好处。”

　　毕竟从社会资本市场来说，真正愿意投入到商业航天赛道并承担愿意承担风险的资本，在整个投资界中占比并不大。用王建宇院士的话说，“相比最初，如今商业航天发展加快、投入变大，但跟其他行业，规模还是小。”

　　即使有些商业航天企业已经走到上市这一步，“这其中政府的投入功不可没”。

　　抛开地方政府的踊跃欲试，也抛开产业背后的泡沫，至于业内多少人能分到商业航天产业中的份额，并不好说。“就像飞机产业遍布全世界，但真正能作为头部级别的，全世界也就那么几家。”

　　唯一肯定的是，对于商业航天来说，国家安全永远是核心的主题。王建宇院士表示，更重要的是整个顶层设计和谋划，毕竟离开国家安全谈空间产业是不现实的。“如，作为航天中的一种专门的技术，量子通信在保密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目前，量子卫星主要是科学实验卫星，目的是为了支撑科技发展，与产业应用还有很大距离。”

　　在国家牵引和市场的推动下，王建宇院士坚信，商业航天里面或许有更进一步的想象，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变成现实：比如太空旅行、太空采矿、深空探测、太空基地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