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半导体行业亦是如此，技术和商业护城河建立后，剩下的不一定就是躺赢，可能是重重的“守江山难”。可能是技术快速的更迭带来压力，迫使半导体公司不停地升级甚至转型，也可能是外力的挤压，合作无方，独立自主能力不得不加强。

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发展数十年，我们在不断地打下自己的江山，快速占领国际市场，但是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我们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美国制裁、自身基础薄弱、关键技术难以突破……

在中国半导体历史发展的滚滚潮流中，逆流中知难而上的领军人物显得尤其珍贵，他们的存在，是未来的风向标，是中国半导体发展的底气。

时代造英雄，在此前的文章《改变中国半导体的5个名字》中我们介绍了五位中国半导体的开拓者；英雄书写时代，本篇文章将介绍为中国半导体的“保卫者”。

扁舟而上——江上舟

江上舟有很多名字，他是敢为天下先的“闯海人”，也是拒绝循规蹈矩的“官二代”，但最为人知晓的想必是：张汝京之后的中芯国际董事长。2011年病逝，在病床上能唤醒他的是“装备样机很成功”，他的一生，都在守着“中国芯”这座江山。

江上舟是一位中央苏区老红军的后代，生于战火纷飞的建国前夕，“文革”前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之后在瑞士留学八年。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后，大陆地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11亿人的就业和温饱问题，招商引资以及引入国外技术是发展硬道理。都说官员是“放下身段”，是真心为民。江上舟就是其中一员，在高效布局了当时颇受非议的洋浦的基础设施和洽谈引入第一家大型外商之后，他被调到了上海经委工作，这也是他和芯片故事的开始。

如今的上海挑起中国高科技制造的大梁，江上舟居功甚伟。他首先认识到半导体芯片是国之重器，虽然赶超先进不是五年十年能实现的，哪怕面临着政绩压力，江上舟还是决定踏出第一步。1998年，由江上舟策划，马启元执笔，虞华年、杨雄哲等四人联名撰写的“建议”——《关于微电子产业发展建议》呈交给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里边的思想是：一定要改变我国“微电子产业现状甚为薄弱，不能带动相关产业”的现状。主要问题是产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经济效益差、国家投资少、人才队伍弱。

这封信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效果是明显的。国家马上行动起来召开内部微电子策划会，此会被称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里程碑”。之后相关政策出炉，江上舟和海外学子联系、和国内大学教授合作，期盼着中国大陆半导体电子产业春天的到来。

他、张汝京、中芯国际

中国半导体事业更上一层楼跟张汝京创立中芯国际有着切不断的联系，我们知道江上舟临危受命在张汝京之后接手了中芯国际，但不知道张汝京的回国其实和江上舟也是有着密切的联系。江上舟提到：“当时，张汝京想要回国，要我们保密，我把当时国家鼓励海外学子回国的内容用电话的方式告诉了张汝京，让他了解会有新政策出台，进一步鼓励他下决心回来。”

后来，张汝京和江上舟会晤了。当时张汝京有意离开中国台湾的原公司，马来西亚对张汝京也是紧追不放，张汝京留到了香港大学。江上舟和马启元都说：一定要把他拉到大陆来，于是想方设法绕着弯子请香港的精英人士把此事促成。

2000年，张汝京入住上海张江。同年美国国务院出台新政策，对华禁止开放设备。9月国家信息产业部原则上批准中芯国际项目，张汝京凑了10亿美元。开工大典的前一天晚上门廊柱子仍未准备妥当，但张汝京说，等着吧，相信奇迹。这个奇迹，可能也是中国半导体的奇迹。

张汝京回忆建立中芯国际的种种时说过“如果没有江上舟，我早走了”。而江上舟提到此事时提到，中芯国际的建成还是靠上海市委、上海政府的大力支持，任何个人都是办不成的。作为大陆第一个国际水平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代工厂，中芯国际的建立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里程碑，使中国有机会栖身于这个领域中的制造大国之林。

中芯国际之后经历的低迷是大众所熟知的。2009年张汝京官司败诉黯然下台，中芯国际元气大伤，江上舟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第一轮官司败诉，台积电紧追不放，再次起诉，甚至“证据确凿”。对于大陆的谈判，台积电“不见”“不谈”，江上舟通过游说，对方勉强答应在香港和张汝京、江上舟会见。一味地退缩和示好是没有好结果的，江上舟声色俱厉的与对方说道“你们如果坚持这官司打下去，你们就要做好承担这样做所带来的任何不良后果的准备！”“今天必须做决定！”穷途末路，江上舟敢说敢做让对方终于妥协。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电子产业最大的官司，江上舟希望全球排名第一的台积电和排名第四的中芯国际和解，哪怕内外交困，他处理的依旧漂亮。

2009年，江上舟临危受命成为中芯国际新任董事长。他在中芯国际时间不长，但处于起承转合的关键节点，分量很重，吃的苦非常多。前任董事王阳元推荐他做董事长，是从“中国芯”发展的大局出发做的决定。在处理台积电官司时，如果没有江上舟力挽狂澜，迫使对方在法院最终宣判之前同意和解，把损失降到最低，经济损失还要大，中芯国际会被拖累很久。代工厂的规模缺失会导致国内半导体的产业基础越来越脆弱。

当时的江上舟已经患癌，在2011年去世的前一周，他还在病榻上参与董事会，“集成电路”能唤醒病床上混沌的他，“装备样机很成功”能让他安稳睡下。他为“中国芯”耗尽了能量，他拼尽全力开拓和守护中国半导体的江山。

从“备胎”到主力——何庭波

中兴事件后，就有很多人想到了华为，同为通信设备厂商，也都“跨界”做手机，华为会更抗压吗？会的，因为华为有海思。

海思一度被认为是华为旗下最“神秘”的部门，20多年来自主研制出一代又一代芯片，从“可有可无的备胎”到撑起半边天，这给了华为在当下时代竞争很大的底气。

1991年，华为成立了自己的ASIC设计中心，专门负责设计“专用集成电路”，当时的华为还是一个资金紧张一度濒临关门的公司。2013年华为海思推出了麒麟910，这是他们的第一款SoC，尽管这没有完全得到市场的认可，但它依旧表着海思自主研发的手机芯片已经开始登堂入室。不到一年，新一代麒麟芯片推出，与华为的新款旗舰手机一起，逐渐得到市场的认可。之后，麒麟芯片快速迭代，手机不断更新，销售额和美誉度节节攀升。

2020年，美国制裁令要求，所有代工厂为海思芯片的生产于2020年9月15日结束。这让海思不在神秘，从幕后正式走上台前。

打下华为江山的任正非这样说：没有创新，要在高科技行业中生存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领域，没有喘息的机会，哪怕只落后一点点，就意味着逐渐死亡。这能看出，华为死磕麒麟芯片不是备胎的选择，是深思熟虑的决定，这个决定的正确性，跟海思总裁何庭波脱不了干系。

何庭波，1969年出生于湖南，北京邮电大学硕士毕业。在选择专业时，她就看到了中国芯片技术的落后，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选择了半导体。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很少见也很值钱，作为市场上的香饽饽，大四时已经有国内好几家大型公司向何庭波抛出了橄榄枝，出乎意料的，她选择了当时不起眼的公司——华为，这也是之后让她有“芯片女王”称号的职场。

1998年智能手机市场一片混乱，2G才在我国才兴起没多久，华为宣布要研发3G，主力就是何庭波。在这次任务中表现优异，之后她又被派去美国硅谷学习，何庭波认识到了中国和欧美国家芯片之间的鸿沟，这也使她明白不能再闭门造车了，只有引进国外先进人才才能打破国外的垄断跨越这条鸿沟。在这关键时刻，任正非每年给何庭波4亿美元的研发费用，嘱托她一定要研究出属于我国自己的芯片。而当时的华为一年的研发费用总共只有10个亿，可见何庭波肩上的任务。

但是当时华为还没有被美国制裁，任正非也坦然告诉何庭波，研究自己的芯片是为了不时之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意味着何庭波的定位是一个“备胎”，极有可能不会有转正的那一天。对于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而言，把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的时间都压在了前途渺茫甚至外界看来没有意义的研究上，值得吗？何庭波的答案是毫不犹豫的答应。

豪言壮志和埋头苦干都抵不过现实残酷，十年、二十年，华为海思的金钱和精力都没有结出正果，何庭波的团队依然没有放弃。2010年，巴龙700的诞生打破了高通垄断全球芯片的市场格局，从此海思扭亏为盈。

2014年，海思发布的麒麟910的28nm工艺是当时的顶尖水平。但是在2019年，美国对华为实施大规模制裁，华为“无芯可用”，美国人等着看华为笑话，期待看中国半导体行业翘楚轰然倒塌。但是海思让她们失望了，何庭波说：滔天巨浪方显英雄本色，艰难困苦铸造诺亚方舟。

滔天巨浪依旧

前路是艰险的

Gartner发布的2021年的全球半导体研究报告显示，由于美国贸易制裁，影响了中国在全球芯片市场的整体份额，华为海思已跌出全球25大半导体供应商的排名。海思的收入下降了81％，从2020年的82亿美元降至2021年的15亿美元，收入大减了67亿美元，这是美国制裁该公司及其母公司华为的直接结果。

但是今年，何庭波领导的海思在华为内部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华为不仅没有放弃海思，且释放了华为加码芯片领域的积极信号。海思从2012实验室下的二级部门独立出来，升级成为华为的一级部门，与华为云计算、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运营商BG、企业BG、终端BG、数字能源、ICT产品与解决方案并列同级。这意味着海思不再是备胎，而是华为如今的“主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何庭波的几十年的研究成果给美国制裁强有力的回应；我们同样可以相信，何庭波的这支队伍可以不断研究、开发，为未来做准备；我们更是坚信，海思是在美国制裁的冰雪之下看见的一片新叶，它代表着华为乃至中国半导体未来的整个新春。

守着中国半导体江山的人还有很多，正如江上舟一再强调的那样，尽管近几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在迅猛发展，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还要清醒的认知到，无论从产业规模或技术水准来说，我们仍处于起步阶段。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国一定要争气，也一定会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