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智慧城市逐步从概念变为现实，一大批“智慧”应用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府的管理方式。然而，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整体还处在初级阶段，化解看病难、出行难、办事难面临不少障碍，其应对之策，仍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部分地区“城市病”问题日益严峻，而建设智慧城市正是破解“城市病”的重要抓手。专家表示，受体制机制限制，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当前面临信息互联互通难、政府和市场定位不清等障碍，急需政府、企业多方合力共同冲关，打破“信息孤岛”。

　　智慧城市建设“遍地开花”

　　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甚至是一些贫困地区中小城市，都纷纷加入追赶“智慧”的行列。

　　从城市基础通信网络建设，到提供各类智慧应用服务，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智慧环保、智慧旅游、智慧社区等等，几乎涵盖了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方方面面。

　　武汉市主城区和重要路段已形成无缝视频监控网络，公交车辆植入GPS移动定位芯片，汽车安装ETC，生鲜蔬菜打上了二维码;光纤到户覆盖规模达到230多万户;在云计算方面，武汉已组织策划了38个项目。

　　广州市去年底光纤覆盖用户数已超过453万户，光纤接入用户数超过102万;广州超算中心正式组建，与华大基因、浪潮集团等8家战略合作伙伴签署合作协议;围绕“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三大目标，规划建设政府大数据库。

　　此外，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无锡、贵阳等城市也都在大力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各部门推出的与智慧城市相关的试点城市更多。截至今年4月，住建部公布的智慧城市试点约300个。据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科技部智慧城市试点20个，工信部信息消费试点68个，发改委信息惠民试点80个，工信部和发改委“宽带中国”示范城市39个。所有试点加起来，共约500个。

　　未来几年或是“爆发期”

　　“我国有500多个城市参与智慧城市的试点，涉及上亿人，大数据、物联网等几十个行业，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一大批资本蜂拥而至，但目前还处在规划、探讨、入门的阶段。”中国智慧城市投资联合体执行主席梅绍华说。

　　“有些地方忽视建设智慧城市的基本条件，盲目上马;有些地方追求高大上，喜欢戴帽子;有些地方渠道单一，模式陈旧，过度依赖政府力量，忽视市场力量;在网络和信息化的安全方面，重视不够和过度超成本应对共存。”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平说。

　　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战略研究处技术总监戴鸿轶表示，智慧城市还处于技术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是新生事物。很多企业可获得大量的商业机会，但现在不少企业、集成商只是新瓶装旧酒，打着智慧城市的旗号赚钱。

　　“对智慧城市的局限性要有充分认识，技术并不是万能的，物联网传感器大量设置在城市，未来可能会是电子垃圾，对环保压力很大。城市面临的很多问题不能仅通过技术，而要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他说。

　　虽然仍存在各种问题，业界预计，随着国家政策密集出台，新兴信息技术不断成熟，智慧城市有望在未来几年迎来发展的爆发期。

　　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C)助理副总裁武连峰说，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达130多亿美元，其中不包括基建和自动化设备，而是传统的一些ICT相关的硬件、软件服务。到2020年，这个规模会达到280多亿美元。

　　打破“信息孤岛”首当其冲

　　专家认为，打破信息孤岛是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首要难题，信息孤岛不但造成硬件设施重复建设、标准不一，而且数据信息分散、凌乱，严重影响了大数据的综合分析和利用，难以在改进城市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上海浦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处处长蒋红军说，“我统计过一些建筑项目，其中涉及大概30个部门的108项审批。最终的审批档案中，一半以上的材料是重复的，就是因为各部门信息没有打通，所以才费时费力费钱。”

　　“别说企业拿不到数据，很多数据政府部门内部都很难拿到。”杭州市公安局一名信息建设专家表示，“公安交管部门拿不到高速公路的交通信息，因为高速公路系统属于交通厅管辖。就连公安系统内部，也存在诸如户政和交管部门之间信息互不联通等现象。”

　　“对于城市综合交通治理而言，铁路和民航信息非常重要，但是这两部分信息只掌握在相关部门手中，省市一级都很难获取。”杭州市交通局局长范建军表示。

　　杜平认为，要让智慧城市变为现实，各地需打破信息孤岛，加快数据开放和共享的步伐。

　　行政干预影响企业热情

　　2014年8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建设和运营模式创新，注重激发市场活力，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投资和运营，杜绝政府大包大揽和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但不少企业反映，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和市场定位不清，长官意志仍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贵州一城市与某央企谈好的智慧城市合作项目，最后因分管市长调离岗位，地方部门停止实施，不再开放数据，拨给资源。

　　中城智慧城市研究会秘书长李建平说，智慧城市建设还在试点阶段，而且需因地制宜，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害怕项目失败担责，便会选择不作为。

　　智慧城市建设企业北京亚信集团副总裁邹明达说，一些地方政府在评价智慧城市软件价值上缺乏标准，招投标往往采取价低者得的方式，这样一来，有实力的企业很难中标，中标的往往是一味压低价格的企业，最终也影响了智慧城市的建设质量。

　　在天津，智慧政务建设领域存在硬件强软件弱的状况。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天津博和利软件设计有限公司总裁郭晓和说，政府只是对办公场所、人才等方面给予企业帮助。“智慧政务的市场握在政府手里，政府不让出市场，只配备要素，钱花了也没效果，这是没有意义的。”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部助理总经理朱华斌说，目前，积极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上市公司有一定数量，市场的资金投入不成问题，如何让企业有动力参与建设成为地方政府急需思考的问题。“政府应该做出一些让步，允许企业盈利。”

　　政府的“为”与“不为”

　　专家表示，在打破信息孤岛，推动互联互通方面，急需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强力推进，其中导向性的考核机制必不可少。

　　深圳经信委信息化处副处长林毅表示，“深圳打破信息孤岛的重要手段就是政府绩效评估，具体由市监察局牵头。考核指标有很多，还有减分项和加分项，比如通过信息共享提供创新服务就会加分。得分不仅和绩效奖挂钩，还有排名。委办局一把手如果排名靠后，在市长面前脸上挂不住。”

　　武汉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黄长清表示，“此前武汉开展‘治庸问责’，我们让纪委监察局协同推动，谁拒绝合理开放信息谁就要被问责，先后打通了46个委办局的网络。”

　　此外，多名专家建议，智慧城市建设中，中央应该抓评估、给指导，省市应该定标准、重协同，尤其是技术标准，避免信息共享存在困难。

　　上海浦东公交副总经理王宪表示，上海有三家大型公交公司，每家公交公司的技术标准都不相同。如果交通管理部门不定好标准，就很难形成统一的公交信息平台。

　　杭州市公安局信息技术专家建议，应及早确定有关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规范，特别是针对数据源、接口、编码管理的统一。否则建设标准不统一，各个城市、部门之间的数据就很难打通，这反而催生“信息孤岛”。

　　不少企业认为，推动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有革新意识，让出市场份额，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中智慧合投资公司总裁朱长征表示，除了涉及数据安全、平台的运营权等掌握在政府层面外，政府该放开的还是要放开，这样能盘活社会资源。运营是整个智慧城市构建的核心，运营需要分层次分级，哪些需要掌握在政府部门，哪些需要让企业做应明确，让企业在创新模式上有盈利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