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工业化带动人口转移和城市化，城市化使得要素集聚，在新产业中进行更具规模效应与效率的生产；市场化的价格机制使得要素配置效率提升。而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拓展了中国经济的供需边界，在打通技术、资源与资本的获取途径的同时，也对接了外部的巨大市场，使得中国得以全面参与并受益于全球分工的价值链。

　　新平庸：再平衡低增长

　　以8年前的2008全球危机为标志，我们已经送别了那个超凡增长的黄金时代。眼下全球化体系正处于裂变的关键期，对中国这一代表性的新兴大国而言，这无疑是重要的机遇窗口。自我们上一本专著《危机三部曲：全球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大图景》出版以来只经过了三年多，但全球化趋势演变却已足够精彩。一方面，我们对老框架的展望与预测效果还算满意；另一方面，值得研究的领域和热点问题也层出不穷。

　　例如在经济方面，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与能源独立使得其需求逐渐“内卷化”；全球贸易失衡虽有缓解但增长却长期萎靡，进入所谓“新平庸”状态；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事实上已经死亡，但形形色色的区域合作（TT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简称）、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的简称）、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简称））却在分割式地蓬勃发展。在金融方面，美日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量化宽松，但在2016年可能会分化严重；而中国在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多话语权的同时，也开始打造平行的小“三驾马车”（金砖银行等）。在地缘政治方面，中东局势越发混乱，伊斯兰国恐怖崛起，俄罗斯也日益激进；而中国开始积极推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并渐次进入地缘热点区域。如何以更广阔的视角，更扎实的框架分析当下宏观经济形势并制定可行的投资策略，成为了我们工作中绕不开的任务。如何系统地理解这些问题，把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成果，以更好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也一直困扰着我们。

　　显然框架和逻辑的重要性更胜于观点本身。受8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们曾以三次贸易失衡、不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演进为主线，以全球化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三元分工为框架，将主要国别与区域的研究拼图整合在一起，进而从开放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顶层设计高度，我们能够识别出存在着的三个最重要的宏观金融经济周期：分别是全球化周期（又包含国际收支周期和国际投资及货币周期）、国家资产负债表周期和总需求周期。三者间既有不同的时间跨度和不同的分析对象，又密切联系，它们的叠加往往会形成最为强大的驱动力和影响因子。

　　所谓全球化周期是指各经济体之间的商品流和资金流，它基本是流量分析（投资是存量），跨多个经济体，并可能是全球金融市场（大类资产）最重要的定价基准；国家资产负债表周期是分析经济体及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资产配置与杠杆率变化及其可持续性的存量框架，它与债务资产的相对估值和利率长期趋势关系密切；总需求周期可能是最短的周期，它是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最为密切相关的宏观变量，毫无疑问几个排行前列的超大型经济体（美欧中日）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周期和总需求周期存在着巨大的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正是通过全球化周期来连锁反应和相互激荡的。

　　例如全球化周期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盈余，对应着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外部净收入的周期性改善和超额储蓄的上升。如果总需求短周期处于上升的阶段，这可能是源于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而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盈余又开始下降，那么需求形成的资金来源必然主要是通过负债或者杠杆的上升，而杠杆上升会导致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不可持续性和全球化周期中资金流向的多变性，一旦逼近临界点则金融危机可能就在眼前——但这些都只不过是全球化这个最宏大的图景中的一个断章。准确地说，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的高度发展及其主要矛盾爆发的一段历史记录。这几年来，我们发现在前期的研究中，略显欠缺的可能是对全球化大趋势的系统性理解。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此本书选取“全球化4.0”为标题，我们尝试跳出国别与区域研究，以更广阔的视角，更具系统性和历史感的框架进行深入探讨。

　　全球化：从1.0到3.5

　　自从1492年美洲地理大发现后，全球主要经济活动区域就被逐渐联系在一起并不断加强，由此全球化便开始了。就像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全球化的平稳运行依赖于硬件与软件两个维度的协调。全球化的表象是贸易、投资、货币、信息、技术、人员等“要素”的跨境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经济体对外依存度与受外制约度的不断提升。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与市场开放的不断发展——这是硬件。而我们划分的全球化1.0至4.0依据的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与规则（包括官方的与非官方的，权威的与约定俗成的）等——这是软件，解决的是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做大蛋糕以及怎么切蛋糕的问题。优秀的软件可以更好地发掘硬件的潜力，而硬件的升级意味着软件也必须调整：这听起来很像是老生常谈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故事的全球化版本，但实际内容却更复杂，也更精彩。

　　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1.0，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再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全球化规则的主导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全球化红利，但维持这些规则也需要相应的实力。全球化规则本身就是世界各国相对综合实力的镜像，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实力，其次是军事实力。因此全球化体系的更迭可以看作强国相对实力变化导致的历时较长的制度周期变迁的结果。

　　全球化1.0之前，操作系统很多，威斯特伐利亚、伊斯兰哈里发、天下朝贡、印度和印第安等都是自成一家。但到了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时，就一股独大了，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和条约体系一统天下。其他系统要么被彻底删除（美洲），要么被殖民被格式化，也即西方式现代化。其实政教合一并非伊斯兰专一，君亲师一体的文明也曾经不少，甚至战斗性也未必是其独家，基督教的十字军也一直在战斗着，直到终结全球化2.0的世界大战。其他文明系统被迫都在寻找现代性，其越不成功者（按西方标准）可能就越动荡不安。

　　但就算是风靡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老系统也都满身bugs，全球危机和世界战争的不断到来就是其证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后的欧盟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升级思路，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以进行经济、货币和外交一体化试验，但现在却是貌合神离困难重重。当老软件不能适应硬件发展的总量或结构性需求变化时，主导者首先会对软件进行“打补丁”，并全力维护旧规则，但由于各类过渡版本的软件内核并无变化，经历时间或长或短，必然会经历全面的升级，升级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但趋势无法逆转。

　　全球化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

　　近来一个网上流传的段子颇为励志——遥想一百多年前，皖籍的李鸿章中堂访英，是去欧洲购买船只、大炮和向列强借款。一百年后，同样安徽籍的李克强总理访英，则是去欧洲推销中国的高铁、核电、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和离岸中心建设。而据传2015年10月中国国家领导人访英的成果汇报由卡梅伦“中堂”完成——“启禀老佛爷（英国女王），洋人要给我们修铁路……”这两个多甲子可谓沧桑巨变，攻守易势。这170年（1840-2010），从全球化1.0大航海时代中国的退却，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再杀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再到现在进军新全球化4.0阶段，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回到世界之巅。

　　古人有云“不扫一室何以扫天下”，我们却认为“不知世界，焉知中国”。如果有一面镜子，一面你看到的是全球化，另一面你看到的就是中国增长和发展模式，互为镜像相互影响。早在前全球化时代，中国就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等级分明的区域秩序，并认为这就是普世价值——无论边界，无论国家，无论信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中国的天子和首都发源，这种影响一直辐射到最为边远的“蛮夷”，并认为通过灿烂的文化和繁荣的经济可以使得其他社会归化，从而实现天下大同，这种想法一直坚持到近代，然后路径和规则都发生了“巨变”。

　　从全球化1.0时代，中国王师舰队的黯然退场和闭关锁国，到全球化2.0时代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大分流和被边缘化，再到全球化3.0中国全力加入世界工厂，以极大的投入和代价进行和平的原始积累。中国于1978年通过改革开放开始了重归世界之旅，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很多人归功于改革，其实笔者倒是觉得开放可能更加重要一些。当然两者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改革是市场化导向，而开放则是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市场化，那就是全球化，最高层次的市场化。某种意义上改革就是对外开放，对内放开，而这无疑是中国获取成功的必要条件。当下中国是如此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特色大国外交密集深入，对外关系构建纵横捭阖，全球战略思想正在推陈出新。

　　2015年3月，中国正式推出“一带一路”规划，一方面这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基本态度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积极转变；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力图引领区域治理的重要尝试。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反复强调的是“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正是在吸取旧秩序的经验和教训——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进全球化3.0中因为个别国家一股独大，“有钱任性，有权任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这也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国自身改革经验的发挥和灵感的闪现。中国需要在全球化4.0时代再次校正国家战略，重新定义其对外利益交换的格局、可行的策略、适当的贡献和提供具有感召力的理念。

　　在升级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攻略——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而提升。中国可以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一段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周边国-资源国-外包国-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价值链和新动力格局，进而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的僵化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至最终的货币——即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如何与守成大国博弈，无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研究挑战，当下的世界仍然局限在多元文化冲突的权利角逐和对各种异质文明差异性和优劣争辩之中，我们的研究致力于一个更为整体的世界观和历史进化论，尽管只存在一个统一的框架或者思路会显得浅薄并情绪化，但这会让群情激奋而又支离破碎的世界产生新的希望。偶然中存在必然，混沌中变得清晰，全球化的高潮和低谷也是人类文明的起起落落。而原教旨市场主义者能够提供的坐标系，基本上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就结束了，直接拿来搞不好会陷入“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即便自宫，未必成功”的尴尬境地。其实他们习惯的美元或者说美国次序感，是最近历史过程中从金本位破产以来，最具生产率、也是最具迷惑性的一种世界经济次序安排，它恐怕不是那么全部适合一个大型的、竞争性的、转型的、最古老的经济体。

　　更有趣的可能是中国应当如何与世界沟通，例如面对中国缺席TPP，国内不少人表达了从失落到愤懑的各种负面情绪和解读，而此前美国朝野关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猜嫉又何尝不折射出美国的焦虑呢？基辛格有一个颇为有趣的观点是——东方主阴习惯长远谋划，西方主阳则常常直来直去，所以东方把西方的阳当作阴即某种形式的阴谋论，如TPP，如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而西方把东方阴当作阳即挑衅和进攻，如“8.11”人民币汇改，如南海填海修岛。真是如此脸谱化吗？韬光养晦并非光荣孤立而是全球化3.0下面闷声发大财原始积累，“一带一路”也不是门罗主义而是全球化4.0下面的包容性一体化互联互通，最终世界秩序始终是新一代全球化的理念和感召力的大比拼。东西方是否可以找到合适的理解和分析框架，以免阻碍沟通形成战略误判，最终导致全球化停滞甚至反转呢？

　　作者为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节选自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全球化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序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