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对“四个革命”的内容有具体的表述，依次为：

　　第一，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定调整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城镇化节能，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

　　第二，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

　　第三，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立足我国国情，紧跟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以绿色低碳为方向，分类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并同其他领域高新技术紧密结合，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

　　第四，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转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

　　可以看出，这一革命的目标仍旧需要更加明确与清晰的设定，比如处于连续性区间的“低碳”、“清洁”等，以及需要具体界定的“控制水平”，及其确定的相应的价值标准。更为重要的，这一表述仍旧是“战场指挥官”范式的，好像一个人在下棋或者“交通警察”在指挥交通，具有“心想事成”、“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本领，而缺少作为一个公共思考与目标所需要的政策工具(instruments)去激励相容的对应与实现相应的集体目标。

　　基于对革命的理解，应该是一种结构性、或者反趋势的变化。需要从“社会规划者”模式变成“政策工具/ 激励改变”的模式；区分政府视角（社会效益最大化）与企业视角（自身效益最大化）；更多运用法律法规、机制工具与标准影响市场，而不是试图去组织市场的基本供求关系（“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减少对市场运行的扭曲，加强外部性问题的额外政策工具的具体设计与实操。

　　从这样一个目标与政策工具的角度，笔者对我国能源革命的内涵的“政策工具视角”的总结如下：

　　能源消费革命：维护能源市场稳定，设定能源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最大份额上限，增加居民能源消费福利，广泛建立“能源消费者联合会”；以全面反映能源利用的安全、环境等外部性成本为目标，在市场形成的价格基础上实施额外的价格手段（税费、补贴），结合社会规范、道德约束、社会运动等，促进能源节约型社会形成；

　　能源供给革命：加强能源输配主干网络的统一规划与建设，消除地区壁垒，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以额外政策手段推动先进能源利用与供应技术（可再生能源、分布式综合能源系统等）的成本下降，促进能源供应多元化；设定对外依存度政治性目标（比如石油不高于70%，天然气不高于50%，煤炭在短期内将进口降为零），综合运用扩大国内开发、节能、（石油）替代等战略性措施逐步趋近实现目标；

　　能源体制革命：还原能源商品属性，保持市场最大的开放性，取消大部分的能源规划，通过扩大竞争的方式减少对市场价格形成的干预与扭曲；建立行业间、地区间交叉补贴的明确依据与核算体系；坚决打破垄断，建立对能源行业价格合谋、市场操纵、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理流程体系；就核电、大型水电、高压输电等具有巨大社会经济环境影响项目的评审审批机制，建立透明、客观标准，并公示；改变以扭曲市场的方式进行能源普遍服务的方式，建立直接补贴与定向补贴的工作体系；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

　　能源技术革命：加强产权与专利保护，扩大对外技术合作与共同研发。

　　我国的能源转型之路已经开始，迫切需要“革命”工作的内涵与路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