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技术是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两大推动力，然而近期一系列地缘政治的“黑天鹅事件”，如英国脱欧，川普当选，让许多人开始担忧孤立主义，反全球化潮流的抬头，甚至有硅谷精英惊呼：川普当选将是美国创新的灾难。

　　面对如此动荡不安的环境，企业和它们的领导者应如何自处才能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本文探讨的是造成当下动荡局面的根本原因以及其影响。我们希望本文抛砖引玉，激发企业领导者对此问题进行更深入广阔的探讨。

　　我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

　　不可否认，人类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今世界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全球范围内，人们寿命比以往更长，更加健康。在新兴市场，数十亿人摆脱了极度贫困。在发达国家，人们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教育、信息、互联和移动服务，超乎25年前大多数人的想象。

　　这些成就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创造力、政治领导、社会行动和企业家精神，都有助于实现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憧憬的“人的自由”。

　　我们也生活在经济不平等与不确定性愈演愈烈的时代

　　美国和欧洲社会正面临根本的挑战，以我们数十年都未见过的方式——极右的民族主义辞令和意图;极左的对商业、全球化与技术的深切不信赖。许多人担这样的两极化，会在舆论和政策制定方面带来新的危机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影响投资(从现今利率来看已经非常低了)，损害未来经济发展繁荣的根基。

　　为何出现这样的两极化?原因众多，各国情况不同，但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根深蒂固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的不满持续增长，以及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中，人们对个体命运不确定性的深深担忧。这个现象还揭示，人们不信任政治和商务精英，认为正是这部分人造成了这种现状。

　　如今我们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是我们过去35年管理全球经济融合的方式的产物。与此同时，技术——特别是最近机器人技术、机器智能和分布式账本(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可以在许多领域取代人力，进一步加剧了断层、不平等和不满。

　　英国脱欧就是一道分水岭。英国投票退出欧盟，其驱动力很大一部分是经济疲软和不平等引起的沮丧情绪，而且为民族主义反移民情绪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英国西米德兰兹的中等收入家庭经历了近20年的收入滞涨，这个地区投出的脱欧票数最高。

　　攫取了全球一体化和技术进展带来的绝大部分利益的人，和没有得到这些利益的人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普遍存在于大城市和较小的社区之间，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以及受教育程度高低不同的人之间。在英国，美国有70%劳动力在过去40年里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加薪。在加拿大、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情况。财富集中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瑞信的调研数据显示，约1%的人口控制着50%的全世界资产。

　　企业会受到不良影响

　　如果英国脱欧仅仅是个开头呢?在民意调查中，美国和主要欧洲国家有相当多的人现在要求政府重新转向狭隘的国家利益，声称让其他国家“自扫门前雪”。更多的人感到被经济发展抛离，这种情绪随之蔓延，渗入政治，影响政策。而事实将会证明，这样的政治趋势会在各国间扩散。

　　公司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身处的商业环境中政治风险不断上升，体现在贸易、人才获取、监管法规及约束，以及新技术限制等各个方面。政治不确定性可能成为企业的主要商业风险，影响公司创新、获取市场和人才，以及投资和创造财富的能力。

　　简言之，似乎许多人对现状十分不满，威胁着要结束这种局面，哪怕自己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损害了全球经济繁荣的两大主要驱动因素：全球化和技术发展。

　　企业处在全球化和技术的双重断层线上

　　如今的经济不平等，是我们当初管理全球化和技术的方式导致的后果。这两种驱动因素下隐藏着断层线。创造财富并不会自动让回报公平分配。贸易、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产生了胜者和败者，新技术的出现亦是如此。

　　公众对全球化的支持，一直建立在这样的一个预设上：多数人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许多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以及社会安全保障可以为一时失败的人提供庇护。传统上，提供平等的机会(特别是通过教育)、有效的安全保障、社会平衡和政治经济稳定都是政府的职责。这样一来，公司就可以专注实现增长、提高生产率、致力创新，并最终为社会创造财富。

　　现在政府意识到，履行上述职责越来越难。在转型时期重新制定政策，帮助个人和群体渡过难关，需要政治稳定和共识，然而政治稳定和共识又是当下最稀缺的。更广泛的经济现实更让问题雪上加霜。政府干涉的能力受到美国和欧洲缓慢的宏观经济增长所限，极大地限制了其金融货币政策的范围。

　　裂痕开始显现。现在很多人认为“游戏是不公平的”(2/3的美国人表示，经济体系“不公正”)。一些人将自己不幸归咎于移民和外国人。还有一些人诉诸公平公正的道德理念，要求更公平的社会分配。

　　撇开道德问题不谈，企业一直是解决社分配不公的最有力武器。假如结束现在这种局面，以限制贸易和人才、抵制技术、政治和经济持续不确定的环境取而代之，那么很难想象公司可以获得任何益处。

　　为社会难题寻找实用的解决方案，正是企业的特长。虽然公司领导者一向避免牵扯有争议的社会议题，例如当前经济体系可持续性，倾向于让政府去处理，但在现在的环境下，我们认为企业领导者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塑造未来的企业领导者议程

　　为了解决技术和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社会断层问题，我们的社会需要企业领导者发声并采取行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渐进式延伸是不够的。胜者和败者之间逐渐增长的差异，已经成为一片笼罩在商业和社会之上的阴霾，是时候正视它了。

　　公司领导者需要平衡两个明显相互冲突的目标。首先，他们必须确保自己公司的可持续和繁荣发展。这仍然是身为CEO的首要责任，而在一个增长放缓、投资者缺乏耐心、地缘政治存在高度不确定、技术改变极其迅速的时代，这件事情变得更加困难。其次，他们必须创造条件，实现持续的、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技术发展。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建议公司领导者接受新的综合了7个方面机会的计划(见图表)。这样的计划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且必然牵涉不熟悉、难处理的选择，有时需要降低对短期回报的重视程度，以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巩固企业准备更长远的发展。但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的。

　　1. 开创下一波全球化。全球化在其发展的数个世纪间不断流变，而且几乎一定会继续演化。上一波全球化的中心是接触国外市场，创造低成本的全球供应链，而下一波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形式。通用电气公司CEOJeff Immelt在纽约大学2016年毕业典礼演讲中描述了下一波全球化可能的模样：更加去中心化，更加地域分化，更加数字互联，更加重视社会影响和打造能力的重要性而非挖掘劳动力成本差异。

　　公司领导者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开创下一波全球化，超越基于成本的离岸外包，强调更广阔的区域间、客户群体间贸易和技术交流带来的益处。例如先进的制造技术，正重塑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路线图：使增长曲线趋于平缓，提升灵活性，让生产得以更接近终端市场。软件、传感器和分析，让价值创造从单一的产品转变为产品加服务。公司可以利用这些趋势，与客户和社群重新建立联系。我们已经看到有公司将时效性和高度定制化的产品进行本地化，特别是快消服装和汽车行业，由此让全球供应链成为互惠互利的双向通道。

　　2. 支持企业经营生态系统。数十年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关注大型企业的经济活动，创业活动减弱。进一步的技术发展可能会让这种分歧加剧，也可能使之得以改善，取决于我们如何运用。

　　平台公司兴起，促进了动态生态系统中几千个个体和公司的合作，有助于恢复平衡和可持续性。这样的生态系统使得个人和小型公司可以参与技术进步，在就业和创新两方面都有催化作用。

　　企业重新思考自己的全球供应链和商业模式，建立供应商生态系统、鼓励创业者可能会成为这段历程的一部分。例如，云服务提供商，可以让初创公司接触到此前无法得到的规模效益和灵活性。这样的生态系统并非网络公司的专属。领先的能源公司正在投资去中心化的能源网络，说明这种方式具备宽广的可行性。丰田以精益和复原力著称的高度合作一体化供应网络，说明生态系统对于传统制造公司而言也很重要。

　　3. 从前端至后台地运用技术。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取决于我们选择如何发展和使用技术。如果我们从后台办公室向前运用，主要关注提高效率和优化内部流程，那么我们运用技术的结果就主要是代替人力。我们会失去为客户提升价值的机会，以及创造创新职位、改善员工生活的机会。公司应当从前端着手，明确地着重解决未满足的客户需求，传递切实的新价值。

运用技术促进创新，让人们过上更加满意的生活，这在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是机会。但这种包容性的方式可能需要做出一些令人不快的选择。例如新兴的区块链技术运用，可能在金融服务(货币、支付解决方案、数字资产)、保险(合同及身份管理)、娱乐(表演权限管理)和很多其他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力。利润可以主要通过效率提升(消除中介，可能会去除流程中的许多工作岗位)来获取，也可以通过开创有价值的服务和市场来获取。

　　能否想象那些开创并发展技术的人肩负责任，以包容的方式运用技术，在创造利益和服务的同时，解决传统业务中的矛盾?

　　4. 投资人力资本。商业环境动态和多样性的增长，意味着人们需要以更快的节奏调整自己所具有的技能。这包括他们参与新产品和新服务的生产及消费的能力。

　　寻找高效且可负担的方式，帮助人们在职业生涯进行中(而不只是在参加工作前)学会可移植的技能，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挑战。教育对于创造职业机动性和机会平等性而言至关重要，至少与收入差距同样重要，且与之密切相关。但要解析新的工作技能并在教育系统中予以教授，所需要的时间太长。

　　公司可以助力实现这个闭环，例如与网络教育提供方合作，或直接承担再培训的责任。新的工具能够更有效地建立或重建人力资本，企业可以在这方面寻求拓宽工作，帮助本公司员工和所在社区人力发展。我们也认为，公司领导者始终如一热忱地倡议所有年龄、所有收入水平的人都能接受高质量教育，这是至为重要的。

　　5. 运用社会企业的思维模式。为了给社会做贡献，并得到社会的支持，公司必须在社会中深深扎下根。为了实现这一点，企业领导者可以采取的一种方法是建立与核心商业模式相近的社会企业。这样一来，企业可以运用核心技能解决一些社会最基本的问题，不必去做与本公司业务无关且最终不可持续的慈善活动。

　　诺贝尔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一直是社会企业的热情倡导者，呼吁社会企业应有能力为伤残群体创造可持续价值。他对社会企业的定义是，为服务不足人群提供清晰的利益，回报原始投入资本，用红利进行再投资，创造可持续企业。达能集团创立的社会企业在小型社区工厂制造低成本的增加了维生素成分的酸奶，依视路的社会企业为世界各地数百万低收入者提供可负担的实力维护，这些例子说明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和潜力。社会企业也可以在赞助公司内部培养能力，催生适用范围更广阔的创新。

　　普惠金融往往是让社会企业模式起作用的关键。让服务不足群体接触到支付及转账服务、存款账户、信用卡及其他金融工具，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这不仅是减少贫困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性别平等中的重要因素。

　　政府可以为金融普惠打下基础，私营企业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快速创新，以可持续、可扩展的方式拓宽可及性。例如，电信公司Safaricom在肯尼亚推出手机转账服务M-Pesa后仅四年，70%的成年人都开始使用这项服务。

　　社会企业思维模式也可以使得青年长期失业等一些难题得到有意义的进展。在欧洲，企业导向的联盟与公共机构紧密合作，有数千名志愿者和员工提供结构化的教育和技术培训项目。这些社会企业工具的效率比标准化的青年欧洲人及移民再整合进入劳力市场的项目高出3到4倍，进而帮助公司开启新的人才库。

　　6. 重新平衡和调整奖励。员工的自我价值感，与工作性质和相应回报紧密联系。除去薪水和利润之外，再把职业机动性、工作成果认可和工作中的无形目标价值(通常与某些更高的社会目标相关)纳入考虑，这一点尤为重要。

　　从初级工人到领导者，整体报酬等级中的回报与业绩不匹配，会损害公司体系中对公正诚信的认知。调整奖励回报，使之与业绩一致，让公司领导者得以直接塑造员工对自我价值、公正和机会的认知。许多公司开始为薪酬较低的员工增加薪水和职业支持。在今后几年里，更多的公司需要效法。

　　7. 更新并把握叙事风格。当前的危机既关乎灵感和创意，又关乎经济。全球化如果不解决在总体经济发展的分配方面明显的副作用，那么就难以让人们买账。技术也是如此，由于缺乏更具包容性的叙事风格，技术发展已经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例如法国和其他地方的出租车罢工)。除此之外，讲述者——商业和政府“精英”——越来越失去信赖，失去听众。在这样的真空中，诉诸直觉、惧怕和情绪化的故事大行其道。

　　这很重要。叙事塑造认知和政治现实，再反过来塑造经济现实。公司领导者一向回避更广阔的社会议题，注重自己叙事者的角色。我们相信在接下来几年里，他们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主动出击而非防守。就我们的社会和社会内部的利益及机会共享而言，现在都需要可靠、包容并能博得信赖的叙事风格。

　　更积极的未来有待我们开创

　　很多公司领导者开始看到当前社会中的政治两极化将造成的结果。很多人私下表示他们并不喜欢自己看到的后果，并愿意考虑采取新措施应对新挑战。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旨在柔化全球化和技术发展最锋利的棱角，由此使更加平衡的竞争状况得以延续，开创更普惠的繁荣发展，让社会更好地接受变革。

　　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如果我们企业领导者不着手塑造更积极的未来，就会遭遇反弹，限制我们在自己公司以及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这种可能性越来越清晰。

　　关于作者：

　　李瑞麒(Rich Lesser)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Martin Reeves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同时还是BCG亨德森智库(BCG Henderson Institute)的全球负责人。

　　Johann Harnoss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项目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