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海羿歌所了解，随着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进入胶着期，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纷纷将战略重心向医疗的核心——问诊靠拢。从原先主要关注诊前和诊后，采用更多轻的模式转变为直接为医疗机构的诊中提供服务，并意图通过云端的平台将医生和医疗机构最终全部圈进，从而真正的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这也意味着现在各家公司已经从原先纯粹的互联网运营模式转变为与线下有更多结合的混合模式。

但是，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无论提供的线上服务如何优质，只要医疗体系没有大变革，只要这种模式依旧高度依赖体制内的医疗机构和医生，巨大的挑战将会一直存在。

问诊是医疗的核心，无论是提供云端的医疗管理系统，和第三方检测的结盟，还是通过虚拟医生合作体来推动医疗机构或医生之间的协同，其核心目标都是希望能通过为医生的问诊环节提供服务来最终掌握核心医疗资源，最终获得市场发展的主动权。

从云端软件系统来看，其主要针对的是基层医疗，但基层医疗的核心收益一样来自药品，如果在线上看病，就意味着将药品的收益让渡给对方的医疗机构。除非在线上的诊费能获得大幅度的提高，而提高诊费又将流失用户。所以在这多重悖论下，云端的发展是很难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即使加入第三方检测，也无法获得有效的需求。

而对虚拟医生合作体来说，其面对的挑战核心还是来自体系本身。首先，中国的医改并没有美国的价值医疗理念来推动，各个层级的医生并没有动力来进行协同。即使在美国，也是因为价值医疗的理念决定了按照结果来赔付的模式，才最终导致各机构不得不进行协同。如果说中国分级诊疗是政策指引，但并不是以结果为导向，协同的动力很弱。而且，基层医生的各方面待遇始终无法与大医院比肩，其核心动力还是在于未来能否进入大医院。而大医院的医生则始终将基层视为收治病人的来源，核心依旧在于扩张大医院的业务。即使采取强制行政性手段和加大财政补贴，只要医生还是单位人，各个层级之间就有着悬殊的待遇，在完全不对等的前提下的合作导致多层级的协同很难真正展开。

其次，医疗机构或者多层级之间的医生协同，前提是要有良好的利益分配机制。中国的医疗体系的特色是以药养医，医生的核心收入不是在诊费上，即使在诊费上能达成合作，在药品收益上是无法让渡的。如果要协同，就必须要将医生自身可能得到的药品回扣完全出让给对方，而这一灰色地带又无法公开商讨并进行分成。因此，在医药彻底分开前，很难指望多机构之间的协同能大规模的展开。当然，远程会诊或者远程读片之类的依旧会获取一定的市场，但这远远不能推动市场的快速发展。

再次，多机构之间的协同需要制度和技术基础。美国医改是法律要求所有医疗机构必须安装电子病历才得以建立协同的技术基础，而中国并没有这样的强制要求。市场主体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进行核算的，即使提供免费的系统给基层医疗，也无法改变这些诊所的运营流程。而中国各个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没有互联互通，这并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利益的问题。医院不愿意将自己的数据向对手公开，在这一前提下开展医生合作体的难度是很大的。最后，互联网医疗的本质是控费的工具，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慢病和小病人群。集合各层级的医生意图在网上大病小病通吃并不符合互联网医疗的本质。对于慢病和小病人群，他们并不需要专家的服务，只是当前的基层医疗无法让他们信任。表面看来，有了专家的背书，这类合作体可以获得用户的信任。但用户在线上追求的依旧是名医，普通医疗资源在线下的可获得性并不难，用户没有线上的需求。因此，即使有了专家的背书，用户依旧只要名医，这直接瓦解了合作体的意义。

因此，在中国医疗体系没有大的转变之前，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必须直接通过掌握线下资源来向线上发展，意图依靠当前的体系来发展的前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