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都说投资人是混蛋，都不投芯片企业，使得中国芯片被人卡住脖子，这些议论非常多”。谈到中兴事件和中国的芯片投资，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语气中透着无奈。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对此也深有体会，并透露自己曾经栽过坑，“我们不是不投芯片，之前我们投了好几个都血本无归”。火山石资本管理合伙人章苏阳则感慨“芯片投资的利润相当于卖肥皂”。

2018年4月，美国“重罚中兴”的这记重拳，让我们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在芯片等核心技术上是如此被动。“我国高级芯片90％以上依赖进口。高档芯片是第一大进口产品，其次是原油。后者每年要花掉约2000亿美元。”中央第九巡视组副组长季晓南此前曾透露。

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空白，为什么商业资本始终不看好芯片？芯片投资的难处在哪里？中兴事件这一警钟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下个阶段我们还有哪些机会？回顾中国二十多年的投资历史，为什么我们诞生了无数家估值超百亿美元的模式创新公司，却少见技术创新型的巨量企业？

针对这些问题，这里有近20位投资大佬和创业者的分享和反思。

为什么商业资本不看好芯片？

达晨财智总裁肖冰：大量科技创新企业嗷嗷待哺

中国是后发、追赶型社会。无论是企业或个人，往往都比较短视，恨不得只争朝夕。大家都愿意做立竿见影的事，而不愿做长期积累见效的事。

过去几年，大量的钱投在商业模式创新，但大量科技创新企业嗷嗷待哺，需要钱的时候，机构忽视了对他们的投资。大家希望迅速见效，几个月催肥一个企业，一、两年就上市，但忽视了中国的现状，还有大量科技落后的部分需要弥补。这是需要反思的地方。

嘉御基金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卫哲：“钱多、速来、人傻”

以前有个笑话，A骗子对B骗子说，赶快到我们这儿来，“人傻、钱多、速来”。我觉得中国风投界正好是这几句话倒过来“钱多、速来、人傻”。钱多到什么程度？2017年，中国VC／PE行业光人民币新募集资金就高达1万亿，美元资金是600－700亿美元。

但这个钱是有年限的，短则7－8年，长则10－12年。所以对速度有要求，钱多了就要速来，投资人想速来，创业者也想速来，这肯定会影响投资。

凯旋创投执行合伙人周志雄：中国投资人缺乏耐心

十年前，中国VC模式抄美国。今天所有涉及到Consumer，涉及到用钱解决问题的，中国都走在前面。美国的发展比中国长几十年，它的整体模式，包括上下游系统已经形成，可以承受相对比较长的发展，投资人的耐心更大。美国的资本市场支持创新技术，有的公司可能连收入都没有就可以上市，但中国是不支持的，这是明显差异。从回报角度来讲，中国完全是靠Consumer起来的，得到了超额回报，投资人自然会往那方面倾斜。

芯片投资难在哪里？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投入和回报不成比例

我们不是不投芯片，之前投了好几个都血本无归，也算是为中国科技创新贡献了一份力量。中国的芯片技术有几个难点：一是公司大部分是单一产品，从长远看，回报会有问题。因为生命周期短，很快就会下降到平均水平。另外，公司前期投入很大，研发人员、流片（像流水线一样通过一系列工艺步骤制造芯片）等需要高成本。但公司往往估值不高，不像腾讯、阿里可以估值四五千亿美元，芯片最成功的可能就是10亿到20亿美元。对VC来说，这种投入和回报不成比例。

凯旋创投执行合伙人周志雄：养人贵、回报低

投资芯片行业，养专业团队要花很多钱，但回报却是所有类别中倒数几位。现在中国市场的机会很大，但挑战更大。

火山石资本管理合伙人章苏阳：资本是逐利的

投芯片的问题在哪？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不像部分模式创新，这条路没走通可以立马改。第二，绝大部分芯片即使投产成功，基本上也就是平均利润。对VC来讲，可能更喜欢投一些能产生更大需求，能快速把钱收回来的项目。

现在，市场上很多的东西都比芯片更容易产生回报和利润率。只要这一现象依然存在，投芯片的依然还是少，这是一个正常商业公司选择的问题，因为资本是逐利的，这是个现实问题，这一点我觉得无可非议。

北极光创投董事总经理杨磊：产业链长，流程复杂

芯片投资的难处在于产业链很长，流程很复杂。光是一次流片的成本可能就高达几百万美元。另外，还有人力成本，有能力的芯片工程师至少需要五年培养，培养费也是百万美金起步。同时，一个团队做一个芯片至少需要18个月。

DaoCloud联合创始人陈齐彦：技术很难转化成生产力

芯片是重资产投入，民营企业或国企投资都要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也没有人才集聚效应。所以这些事情的投入很多时候需要国家意志。这个过程难的部分在于，大量社会资源沉淀到国家主导的项目中，但最终技术要转化成生产力，则要靠商业，靠原来的体系建设是有困难的。

“中兴事件”的反思

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芯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

在中国生产的400亿到500亿美元芯片中，外资占80％左右，超过51％的工厂生产的跟进口的一样，只是在国内生产而已，加起来不到3000亿美元，大概两万亿的产值。芯片行业一块钱代表四块钱产业链的价值，即8万亿到10万亿左右的产业链价值。

中国生产的带有芯片的消费电子产品，90％的芯片是进口。高通2016年利润是57亿美元，其中60％是中国贡献。把所有的国家数据加起来意味着，在这个经济周期里，五到十年，我们有十万亿产业链价值和接近1．5亿人的就业岗位，和这条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相关。在这个周期里，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可能还有社会稳定问题。

晨兴资本董事总经理刘芹：应积极关注底层科技创新

怎样看芯片和底层科技创新？我认为要回到商业本质，积极关注底层科技创新。

以前，中国是以市场换技术，错过了上世纪70年代芯片大发展、90年代PC大发展。2000年，仅仅赶上了互联网模式创新的窗口。但今天中国有机会用市场创造技术，是因为Timing对了。我们人才和资本有机会在同一起跑线，依托中国强大的市场规模创造原创技术。当下，中国投资机会逐步进入深水区。展望未来20年，挑战很大，但机会依然让我们充满信心。

创东方董事长肖水龙：投资技术创新要沉下心

我觉得确实到了创投界要更关注技术创新的时候。因为核心创新才有生命力和竞争力。模式创新这波过去了，但还有更大的技术创新，包括生物、AI，还有芯片行业等。投资还是要沉下心来，LP不理解，但我们要坚守，只有这样才能赚得更多。

前美国富达投资中国总裁杨晓冬：要建立自己的生态

我认为最近的中兴事件只是贸易摩擦的开始。从现在开始，中兴事件会一个接一个。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生态，希望国家在税收、知识产权等方面能提供（成长的）土壤，同时把钱通过VC给到创业者，而不是大学教授，由VC去发现想改变世界的人。

首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做芯片，有点大跃进的感觉。第二，VC真的不要把这些有理想和想改变世界的人变成所谓的资本家。第三，我目前对投资土壤不太看好，因为大家一窝蜂去干这件事情。

花旗集团风险分析部总监杨立功：五年内将突破芯片上的封锁

估计大概五年，我们会在某些领域突破芯片上的封锁。其中最大的推动力肯定是来自资本方，还有国家产业基金，这是双方合力的结果。

鲲游光电总裁吴兴坤：中国出现颠覆性芯片还需5年

有一家上游芯片公司，在中兴事件的那一天股价跌了35％，因为他们是华为、中兴等企业的重要供应商。这家公司创立于2009年，是一家美股上市公司，芯片设计做得很精准，是属于颠覆式，而不是改进式。现在更多的国内芯片属于替代性，替代中下游相对简易的芯片。目前看来，中国至少还需要五年，才能找到颠覆性的，市场能用上的芯片。

源星资本管理合伙人于立峰：不能满足于模式创新和短期利益

过去30多年，中国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发展中，有很多模式创新的创业或投资。但未来发展一定会从模式创新转变到技术创新。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或是意识到了，但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最核心的芯片、传感器等都要从国外进口，但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这次限芯事件，要感谢特朗普给中国人敲了警钟。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模式创新和短期利益，要大力投资和发展中国核心技术，建立真正有底层核心技术的项目和产业，对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光量资本创始合伙人朱晴：助推拥有底层技术的好项目

真正的底层技术投资是长期的事。中兴事件给我们敲了警钟，没有哪一个群体可以独善其身。我们需要创投机构与整个资本市场共同发力，助推拥有底层技术的好项目。

百度风投CEO刘维：短期摩擦，长期合作

现在中国的资本投了很多模式创新或“应用创新”，有了这样的带动，中国第一次到了一个时点——有能力在新的体系结构上与美国同台竞争，中国的公司有能力在技术领域与美国的公司争取新标准的制订。再怎样限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美国很多先进的东西还是要卖给中国的应用，否则他也无法利用这一循环加速发展。我想短期摩擦是有的，但长期合作不可避免。

芯片的投资机会在哪？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人工智能芯片要抢占先机

任何大行业都有周期性，大的新平台起来后，先出来的肯定是做硬件的公司。人工智能芯片方面中国还有机会，芯片投入一旦形成平台，新公司就很难做。因为如果竞争对手靠先机占据市场，把设备成本摊销以后，你就没办法竞争，因为成本曲线远落后于竞争对手，除非靠政府的大量补贴和支持。

北极光创投董事总经理杨磊：中国芯片企业要“跨维”竞争

做出一颗芯片并不难，但是做一颗高性能的芯片非常难，将产品做到95％以上的良率更难。一家芯片公司想要立足，最少需要2000万美元，在2000万美元之下，大家拼的是钱，2000万以上拼的就是各家本事了。

一个创业公司最关键的是创始人，一个对产品没有把握的创始人，是很难将企业带出来的。回顾我们的硬科技投资，我们最开始也犯过迷恋于学院派的错误：技术和真正的产业应用之间的距离非常大。现在我们更喜欢在产业中真正摸打滚过的成建制的团队。

目前，全球芯片行业的现状，一端是高灵活性的英伟达GPU，另一端是低功耗但不够灵活的Google TPU。我认为未来的机会会在两端中间，企业要在其中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我的建议是，中国的芯片企业，即使是做同样的市场，最好走和大企业不一样的道路，一定要有一种“跨维”竞争的思路。

鼎兴量子合伙人吴叶楠：国内半导体公司要突围有两个路径

一是靠强有力的市场终端支持和培育，让它尽早进入良性循环；另一种是进入细分领域，迅速做大做强占领市场。

国内半导体公司要想成长起来，必须要有一些特殊路径，不可能照抄美国公司。在半导体公司的投资中，要寻找技术优秀的团队，给它提供一定市场支持，让它在细分市场里迅速做大做强。有了足够积累后，再开始向国际市场铺开。

国科投资董事总经理李海斐：人工智能上游硬件和软件应用潜力巨大

人工智能是真正生产力革命的大门，这个大门已经开启。到2020年，人工智能产业至少会带来5万亿甚至10万亿的（市场）规模。这也将带动大量上游硬件和软件应用的发展。比如上游的机器学习芯片，光学的VCSEL芯片，MEMS（微机电系统）等。

超晶科技首席科学家王庶民：化合物半导体的未来非常光明

当集成电路里的摩尔定律终结后，如何再继续发展集成电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找到新材料，比如化合物半导体材料。英特尔预言，到2030年，化合物半导体将占据整个半导体芯片市场的60％，化合物半导体的未来非常光明。

光速中国创始合伙人韩彦：20年内，全球华人人才将回流

媒体说中国只有模式创新，但我们低估了自己创新的能力。我不觉得中国没有人才。我看到的机会是，中国未来10－20年，全球华人人才会回流。在AI等底层技术上，中国人才在世界中占比很大。

旦恩资本创始合伙人凌代鸿：投资人应多关注芯片领域

近期全中国都在谈芯片，但投资人应该理性看待。芯片不像2C行业，谁的资本强、执行力强，谁就能一下子冲出来，芯片需要几十年的努力。硬科技的投资，是十年二十年磨一剑，不像2C行业这么性感，“它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不过，像富士康回归A股等表明了政府的信号：中国对硬科技极端渴求。对投资人来说，应该多关注这一领域。

火山石资本管理合伙人章苏阳：真正的AR芯片能产生中短期高额利润

一段时间内投资芯片，除非是真正的AR芯片，比如做一个好的神经网络30层、60层、90层等能够很好地叠加，很多应用软件放进去，装一片芯片就能解决，或许能产生中短期的高额利润。其它东西就算你做出来，也就是平均利润或零利润状态。零利润状态不是真的零利润，而是在芯片领域获得和卖肥皂差不多的利润。这种情况会影响到商业投资行为。

对投资者的建议？

达晨财智总裁肖冰：回归投资本源

各种包着外衣的投资策略，将外衣剥去，内核无非是套利和投机。未来的趋势怎么样，大家也很困惑。市场变化比较快，政策老在变，怎样应对？我觉得还是要回归投资本源，投一些能看到长期价值的东西，做长期的产业研究和研判。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坚持5年、10年，投资回报不会差，不要去追逐短线热点，不要跟着短线的政策走，要保持一颗沉稳的内心看待投资。

我们往往高估了现在，低估了未来。要相信未来，价值的力量就是时间的力量，要相信长期艰苦奋斗的成果，不要相信短期套利的成果，那种成果可能有，但是偶然的，不值得我们学习。

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回归初心，坚守价值投资

现在社会都说投资人是混蛋，你们都不投芯片企业，使得中国的芯片被人卡住脖子。现在全社会都热衷于说去投芯片吧。这样一个迷茫的时代，我觉得要回归初心，思考怎样坚守价值投资，包括芯片也是一样，一定要记住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我们不可能包打天下。第二，所有技术，尤其是原创技术，不是仅仅靠钱能够做成功，需要各个方面上上下下一起努力。

嘉御基金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卫哲：多看高度、深度

给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建议是多看高度和深度，如果只看广度和速度，一定会有大量的独角兽死尸在不远的将来等着我们。

金风投控常务副总经理刘烜：重视换道超车

像在这种进口替代的机会里面，一定要考虑产品周期。现在说的集成电路，也有摩尔定律。投资这么多，为什么中国没有出来？我觉得要重视换道超车的逻辑，这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得到充分验证。

触宝科技董事长张瞰：软件比芯片更让我担忧

中兴事件后，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国产芯片的替代问题，我觉得更不可替代的是软件部分，就是操作系统。如果芯片还能找到替代方案的话，可能Google操作系统是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的。我是做软件和互联网的，从我的角度来看，软件产业被美国公司垄断的层次远超硬件，这更让我担忧。

（以上资料来自投资人在第十二届中国投资年会上的公开演讲及个人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