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9月2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白皮书全文近4万字，用翔实的数据和案例澄清了中美经贸中的关键事实，驳斥了美国政府一系列站不住脚的论调，充分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推动问题合理解决。

　　白皮书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意义重大，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白皮书指出，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从美国进口分别占中国出口和进口的19%和8%；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的8%。美国对华出口增速明显快于其对全球出口。

　　白皮书称，中国是美国飞机、农产品、汽车、集成电路的重要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飞机和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汽车、集成电路、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17年美国出口中57%的大豆、25%的波音飞机、20%的汽车、14%的集成电路、17%的棉花都销往中国。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家具寝具灯具等，合计占比为53.5%。中国从美国进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车辆及其零附件，合计占比为31.8%。机电产品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占重要比重，产业内贸易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对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大多只是在华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包含大量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与国际转移价值。

　　中国是一个巨大而快速增长的市场，中美经贸合作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大量商业机会。其中，2017年美系乘用车在华销量达到304万辆，占中国乘用车销售总量的12.3%，仅通用汽车公司在华就有10家合资企业，在华产量占到其全球产量的40%。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英特尔公司在中国（包括香港地区）营收占其总营收的23.6%。2017年财年，苹果公司大中华地区营收占其总营收的19.5%。截至2017年1月，13家美国银行在华设有分支机构，10家美资保险机构在华设有保险公司。高盛、运通、美国银行、美国大都会人寿等美国金融机构作为中国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者，均取得了不菲的投资收益。根据中国证监会统计，中国境内公司到境外首发上市和再融资，总筹资额的70%由美资投资银行担任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

　　白皮书指出，在与中国经贸合作中，美国跨国公司通过整合两国要素优势提升了其国际竞争力。苹果公司在美国设计研发手机，在中国组装生产，在全球市场销售。根据高盛公司2018年的研究报告，如苹果公司将生产与组装全部移到美国，其生产成本将提高37%。

　　从技术合作领域看，美国企业在中国销售和投资，使这些企业能够享受中国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应用成果，使其产品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中国承接了美国企业的生产环节，使得美国能够将更多资金等要素资源投入创新和管理环节，集中力量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带动产业向更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领域升级，降低了美国国内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提升了国家整体竞争力。

　　总体来看，中美经贸合作是一种双赢关系，绝非零和博弈，美国企业和国民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美国一部分人宣称的“美国吃亏论”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现任美国政府通过发布《对华301调查报告》等方式，对中国作出“经济侵略”、“不公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污名化指责，严重歪曲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无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心血汗水，这既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不尊重，也是对美国人民真实利益的不尊重，只会导致分歧加大、摩擦升级，最终损害双方根本利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微软、英特尔、高通、宝洁、通用电气、朗讯等美国公司相继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目的是更好适应和开发中国市场。多年来美国在华企业通过技术转让与许可获得了巨额利益回报，是技术合作的最大受益者。

　　在中外企业合作中，中国政府没有强制要求外商投资企业转让技术的政策和做法。中外企业技术合作和其他经贸合作完全是基于自愿原则实施的契约行为，双方企业都从中获得了实际利益。一般来说，外国企业技术收入有三种模式：（1）一次性转让，可以按转让价结算，也可以折价入股；（2）销售的设备、零部件或产品中，包括技术收入；（3）技术许可，收取许可费。比如，当一家具有技术优势的外国企业销售设备给中国企业，中国企业由于不掌握设备的某些技术，需要长期多次购买设备提供方的技术服务和零部件，在此情况下，中国企业愿意以一次性付费的方式向外方购买部分技术。这种技术转让要求，属于企业在成本效益核算基础上的正常议价谈判，无论分次支付技术费还是一次性支付技术费，都是国际商业技术交易中常见的做法。美国政府将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订立商业合同与中国企业建立伙伴关系、转让或许可其技术、共同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商业回报的自愿合作行为称为“强制技术转让”，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

　　除此之外，中国在某些领域的股权合作符合中国的国际义务、各国惯例和实践，不能被混淆为“强制技术转让”。而且，近几年中国对外商投资的股权限制不断放开，外国企业自由选择权不断扩大（专栏2）。在此过程中，中外企业股权合作仍然不断深化，完全是双方基于商业原因的自由选择。

　　白皮书还指出，美国提供大量补贴，扭曲市场竞争。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对部分产业和企业提供大量补贴、救助和优惠贷款，这些补贴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根据美国补贴监控组织“好工作优先”统计，2000－2015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以拨款、税收抵免等方式至少向企业补贴了680亿美元，其中582家大公司获得的补贴占总额的67%。同一时期，美国联邦机构向私人部门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贷款担保和救助援助。

　　享受美国政府补贴的行业十分广泛，在列入统计的49个行业中，汽车、航空航天和军工、电气和电子设备、油气、金融服务、化工、金属、零售、信息技术等均在前列。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也给予了企业大量补贴。由于州政府在补贴方面基本不受联邦政府的管辖，其补贴方式及金额透明度低，具有较大隐蔽性，实际补贴额远高于其披露数额。

　　在航空领域，美国波音公司2000年以来获得联邦和州（地方）政府的定向补贴金额145亿美元；2011年以来获得来自各级政府的贷款、债券融资、风险投资、贷款担保、救助等737亿美元（专栏5）。

　　图表：专栏5 欧盟诉美国民用飞机补贴案

　　在汽车行业，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均有对汽车的扶持政策，并向大型汽车企业提供巨额救助和变相补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在“不良资产援助计划”下设立“汽车产业资助计划”（AIFP），为大型汽车企业提供了近800亿美元的资金救助。2007年，美国能源部依据《2007年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第136条款制定了“先进技术汽车制造贷款项目”，美国国会对该项目的授权贷款总额达到250亿美元。特斯拉公司自2000年以来得到美国联邦和州（地方）政府超过35亿美元的补贴。

　　在计算机和半导体制造领域，美国事实上早就在执行由政府引导的产业政策。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对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拨款10亿美元，以创造具有“超前竞争性”的技术，保持美国技术领先地位，避免过度依赖外国供应商。苹果公司研发的几乎所有产品，包括鼠标、显示器、操作系统、触摸屏等，都得到了美国政府部门的支持，甚至有些直接萌芽于政府实验室。

　　在军工领域，美国对军工企业提供了包括税收优惠、贷款担保、采购承诺等不同形式的支持，对濒临破产的大型军工企业提供临时性政府贷款、企业重组基金、破产保护、过渡基金和债务减免等优惠政策。《2014年美国国防生产法案》规定，“总统可授权担保机构向私营机构提供贷款担保，以资助该担保机构认定的，对建立、维护、扩大、保护或恢复国防所需生产或服务至关重要的任何军工承包商、分包商、关键基础设施或其他国防生产供应商等”。2016年，全球最大的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康涅狄格州2亿美元资金支持。

　　白皮书说，当前，全球经济已经深度一体化，各国充分发挥各自在技术、劳动力、资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中分工合作，形成运转高效的全球价值链，共同分享价值链创造的经济全球化红利。尤其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各国企业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最大限度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和服务质量，实现了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共赢。

　　白皮书表示，美国政府通过加征关税、高筑贸易壁垒等手段在世界范围内挑起贸易摩擦，以贴“卖国标签”、威胁加税等方式要求美资跨国公司回流美国，将严重破坏甚至割裂全球价值链，冲击全球范围内正常的产品贸易和资源配置，并通过各国经贸的相互关联，产生广泛的负面溢出效应，降低全球经济的运行效率。比如，汽车、电子、飞机等行业都依靠复杂而庞大的产业链支撑，日本、欧盟、韩国等供应链上的经济体都将受到贸易收缩的负面影响，并产生一连串的链式反应，即使美国国内的供应商也会在劫难逃。根据中国商务部测算，美国对华第一批340亿美元征税产品清单中，约有200多亿美元产品（占比约59%）是美、欧、日、韩等在华企业生产的。包括美国企业在内，全球产业链上的各国企业都将为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