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京，1948年出生于南京，第二年随父母到台湾。台湾大学机械工程学士，纽约州立大学工程科学硕士，南卫理公会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在美国德州仪器工作20年，期间在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地创建并参与管理过10个半导体工厂。从TI退休后，曾任台湾世大半导体总经理。2000年，募集14亿美元创办中芯国际，向世界芯片制造第一梯队冲刺。随后，在国内投资4家ED企业。2014年创办新昇半导体，为大陆半导体产业弥补了硅材料的短板。2018年，70岁的他再次创业，融资150亿元在青岛创办芯恩半导体。

　　图示：在青岛芯恩办公室的张汝京 拍摄/慕容素娟

　　他，创办了中国大陆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开创了中国半导体企业市场化道路，并突破美国技术封锁，将中国大陆半导体技术与国外近3代的差距缩短至1代甚至小于1代；他率领着中芯国际的海内外人才，力争在祖国大陆创办一家世界级的晶圆制造大厂，并誓言要把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做起来。自此，中国半导体业迎来了辉煌发展的时刻。

　　除了为祖国大陆芯片制造技术实现突破之外，他还为大陆半导体产业培养了诸多人才，现在大陆半导体领域诸多企业的CEO、CTO、COO等高管，都来自于中芯国际。而一些基层员工，在他的公司得到了免费上大学、读研究生甚至博士的机会，用员工的话说“一生的命运得到了改变”……

　　然而，感到严重威胁的竞争对手通过商业诉讼来遏制中芯国际的发展，最终中芯国际败诉；加上为了长远发展的坚持投入导致与投资方收益求快的冲突，最终所有的责任和结果，由他一个人承担，他“被迫退出”自己亲手创办的中芯国际。此后，种种后续的人事变动导致中芯国际的发展气势减弱，中国芯片制造赶超国际一流的梦想，也就放慢了！

　　在业界替他惋惜的时候，2014年，他在上海再次创办新昇半导体，开启300毫米大硅片（12英寸硅片）研发及量产的新征程，此举为大陆半导体产业弥补了硅材料这一重要短板。然而，3年后他却离开了新昇半导体，继续他的另一个梦想，在中国成立先进的IDM公司。

　　2018年，70岁的他再次启程，总投资150亿元在青岛成立芯恩半导体，建立一种CIDM（Commune IDM）模式，即共有共享式的IDM。

　　他，就是张汝京。

　　在半导体领域，张汝京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有人称他为中国半导体之父，因为他曾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半导体业内已退休的和仍在产业拼搏的同仁，仍对他钦佩不已；然而，也有人觉得他不适于这个称谓，因为他没能继续带领中芯国际向前走下去。而他自己认为早期的启蒙前辈们才适合“中国半导体之父”的称谓。在有些媒体的报道中，还给他贴上“理想者”的标签：世大半导体时，他支持与台积电的合并，但是台积电当时并没有在大陆设厂的计划，他选择离开台积系统，带队到大陆制造中国芯；一手创办中芯国际，被迫出局后，又创办了新昇半导体，而量产成功后他又转交给别人，只保留董事席位后离开。

　　在此，大家不免产生很多疑问：一次被排挤，两次转场，他有能力创办上百亿元规模的企业，难道真的没有能力守成？前面几次创业，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古稀之年，为何还要坚持创业？在大陆出生，在台湾成长，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回到大陆3次创业，张汝京的心中，藏着怎样一颗炽热的中国“芯”?

　　带着诸多疑问，作者前往张汝京第三次创业的根据地青岛，与他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来为大家还原一位立体、传奇的张汝京。

　　（上）酝酿——创办中芯国际之前

　　张汝京因创办中芯国际而被中国半导体业广为知晓，而创办中芯国际之前，他在美国求学、工作，为何一心想要回到大陆？什么机缘促使他到大陆创业？创办中芯国际时面临哪些困难？香港、北京、上海，三个备选地，中芯国际的选址为何最终定在上海？……

　　这些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

　　1、美国求学阶段  多位恩师指点

　　四五十年前的事情或人名，依然记得十分清晰

　　上世纪70年代的硕士毕业论文等，一直带在身边

　　有幸得到犹太人导师和伯克利校长的指点

　　张汝京，大学就读于台湾大学。毕业后，按制度要求当了2年的义务预备军官。当兵一结束，张汝京就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读工程科学系硕士，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系，比较接近电机系、机械系、化工系。这个跨学科的专业，为张汝京今后在半导体产业中的发展打下了学术基础。

　　在美国读硕士期间，张汝京的指导教授是一名犹太人，采访时他非常清晰地拼出老师的名字David.M.Benenson博士。张汝京回想道：“这位导师比较照顾我，由于我不是美国公民，导师专门为我申请专项奖学金，还帮申请当研究助理，这样可以有较多的薪酬。”读书时，一个月奖学金和当助理的报酬加起来有250美元，对于张汝京而言，已是十分丰厚。

　　作为助理，张汝京帮助导师做各种各样的试验和分析，由于他们所做的试验比较大，学校要求晚上9点钟才能开始使用电脑，以至于张汝京经常做实验做到半夜2点钟。

　　通过做这些实验，也使张汝京认识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先生。当张汝京头天晚上做完实验第二天来校后，有时会发现有些分析结果搞不通，实验很复杂，有些地方导师也不太熟悉，就让他给当时还是加州大学教授的田长霖博士打电话。在这个过程中，田长霖博士给张汝京提供了很多学业上的帮助，指出一些方向，张汝京一直感恩于怀。

　　几年刻苦研读下来，张汝京的学术研究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等到硕士课程修完、论文写得差不多之后，导师给张汝京说：“现在不用管硕士论文了，你就准备接下来读博士吧。”

　　但当时，张汝京一心想参加工作，去工业界试试手。导师希望张汝京能把博士读完，所以有些不乐意和不舍得。张汝京告诉导师：“将来再回来读博士。”导师的言语中透着诸多的不舍：“工作后回来再读博士就非常难了……”

　　采访期间，张汝京还把他的硕士毕业论文拿出来让笔者看。论文是1973年写的，算起来至今有46年。46年间，张汝京先后从美国到台湾、上海、青岛，论文始终伴随在身边，伴着他走过和见证了多少重大和珍贵的足迹。此外，还有母亲的自传等相关书籍，张汝京也一直带在身边。

　　2、从工厂做起 多方面得到历练

　　进入工厂带工人，了解如何设计和优化

　　给工人上课 ，听课工人从15名增加到四五十名

　　承蒙多位恩师指点，从想法转化成现实的能力大幅提升

　　1974年硕士毕业后，一心想到工业界去锻炼的张汝京去了一家做染料的化工企业。这里的染料是天然的染料，粘到手上洗不掉。张汝京所在的公司有1000多人，他是唯一的亚洲人，大家对他像宝一样。

　　公司有个规定，每一个工程师都要从工厂做起，当工头，带着工人去做，这样才知道怎么设计，如何优化。张汝京进入公司2个星期后，老板就安排他带领15个美国工人。从基层做起，深入一线，了解工厂，了解工人，对张汝京的职业来说，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石。

　　不过，怎么带是一个挑战。张汝京还记得，当时工厂里每周四下班前给工人发薪水，发之前要求每个工头给自己组的工人上1个小时的安全培训课。

　　有的老工头动手能力非常强，但是缺少理论基础，不知道怎么给工人教课。而张汝京给自己的工人讲授时，用一张大纸列出要点画出来，非常形象直观，工人很容易理解。其他几个老工头看了之后，就让张汝京帮助带他们的工人。这样，张汝京最早从给15名工人上课，到后来给四五十名工人上课。

　　为此，这些老工头非常感谢张汝京，当遇到一些动手方面的工作时，老工头会非常热心地给张汝京演示，教他怎么做。张汝京也从这些工头身上学到很多实践经验。

　　当时，这个工厂还用50赫兹的电流，工厂只能自己发电。张汝京回忆道，厂里有3个特别大的锅炉用来发电。工厂周边也有其他一些工厂，发的电他们厂用不完时会卖给这些工厂。

　　有一段时间，管发电和管污水处理的工头家里有点事情，请了半年假。就由张汝京来管厂里的发电和污水处理。这让张汝京在语言方面进步特别快。他说道：“以前跟人家讲话英文沟通的时候，会常常看对方的表情，这样容易知道对方在讲什么。在工厂里面，大家都分散在不同地方，主要通过对讲机沟通。这种沟通，你看不到表情，要求语言很强；压力很大，听不懂，说不出来，就麻烦。”

　　此外，这个化工厂也做食品染料，与半导体工厂有一些相似之处，也有洁净室，里面要求干干净净，所有东西都是不锈钢做的，密封的，进洁净室还要穿洁净服。

　　后来，工厂卖掉，张汝京就离开了。

　　1975年秋天，张汝京去了第二家公司Union Carbide，这是一家做液态氮、液态氧等冷冻技术的企业。张汝京在其中负责特殊产品，比如要储存很多生物的标本，液态氮如何低温存储、如何保持16个星期不能够漏光，这种设计非常复杂。

　　天助自助者，在这里，张汝京遇到了多位恩师的指导和相助。

　　其中一位叫A Bate的德国老师傅，张汝京说道：“这位老师傅去过世界各地，语言能力很强，极端的聪明，发明过很多东西，人也非常好。 ”

　　由于张汝京与Bate都是基督徒，有一种天然的认可和亲近，Bate就教张汝京很多东西。他把很多新的想法告诉张汝京，然后张汝京把它实现出来。从想法转化成现实，整个过程对张汝京而言收获很大。在Bate准备退休时，就急着想在2年内把毕生的技术都教给张汝京。

　　除了Bate，张汝京还遇到一位卓越的领导，是意大利后裔叫Frank Nataro。Frank在美国出生，意大利语讲得很好，人很聪明，是张汝京的学长，对学弟很照顾，给张汝京很多项目做。

　　此外，还有一位老板叫张劲敏，是一个留学德国的博士。他与另一位德国公司inde的大老板Chris Godsman博士关系很好，两人有很多想法，会给不同的人去做。他们让张汝京做了各式各样的新产品和新工艺，有很高温的也有很低温的。

　　进工厂当工头阶段，让张汝京对工厂和工人等企业一线的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后面又遇到的多位恩师，让张汝京将想法变成现实的转化能力得到大大的提升，并且做出多种新工艺和新产品。这为张汝京今后涉足半导体并一展身手，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3、进入TI  对公司感恩坚持满20年才退休

　　参加TI员工读博项目，斯坦福项目结束申请去了SMU大学

　　留职不停薪，且读博学费TI全部承担

　　博士毕业企业多次高薪挖人，坚持留在TI

　　后来，张汝京的太太毕业，两人有幸都进入了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简称：TI）。

　　TI成立于1930年，总部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是世界第一大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和模拟电路元件制造商，其模拟和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全球具有统治地位，在世界20多个国家设有制造、设计或销售机构。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制造企业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也曾就职于TI。

　　在TI ubbock工厂，张汝京有幸又遇到一位极其优秀的直接领导叫Gene Frantz（后来成为TI类似CTO的职位），张汝京说道：“Gene是一位极端聪明的人，他会想很多的好产品。” 此外，张忠谋先生也担当过这个部门的资深副总。

　　Gene很器重张汝京，并问张汝京为什么没有把博士读完，觉得张汝京不读博士太可惜。

　　当时，TI有一个员工读博士的项目，合作的学校有斯坦福大学、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简称SMU)等，当时公司陆续有二三十位员工读完博士，其中以这种方式读完博士的还有张忠谋先生。

　　Gene就推荐张汝京申请这个读博项目。由于斯坦福的项目刚结束了，张汝京就申请去读南卫理公会大学的电机系，恰巧张汝京的领导Gene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SMU建校于1911年，建校以来培养出诸多世界知名人士，比如前美国第一夫人劳拉·布什、德州仪器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Jerry Junkins、美国航空公司总裁兼美国航空集团董事长托马斯·霍顿、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杜德利、诺贝尔奖得主James Cronin等等。

　　有意思的是，推荐张汝京读博之后没过几天，Gene对张汝京说：“我后悔告诉你读博士的事了，因为告诉你之后你就会走，但我又想让你再好好学一下。”

　　隔了一段时间，Gene又对张汝京说：“我不后悔，你还是去达拉斯读书吧。”

　　为了方便读博，张汝京和太太都申请去达拉斯的TI总部工作，这样离SMU大学较近。当时张汝京有一位叫王中枢的学长，博士也是SMU大学毕业，就推荐张汝京读他的博导巴特勒Jerome Buter教授的博士专业（AGaAs通讯用半导体激光部件）。

　　参与读博项目的前期，张汝京是边工作边读博，并且是留职不停薪，这一点说明此前媒体报道的停薪留职去读博有所失实。

　　等到学完博士课程做论文时，TI常常派张汝京到海外出差。每次出差回来，张汝京就去找博导谈论文的事。博导特别支持和关注张汝京，就让张汝京下班以后到他家里来做。

　　每天，张汝京下班后18点多钟去导师家做论文，20点师母就过来送咖啡点心。对此，张汝京觉得很不好意思。

　　后来，他就跟公司老板讲，想留职停薪6个月专心把论文做完。谁知，老板听到后说：“为什么要留职停薪呢？留职不停薪！你照样做你的论文。”

　　老板和导师的支持，让张汝京在论文和工作两边都没有丝豪的松懈，那是一段极为紧张繁忙的日子。张汝京每天早上7点钟到公司，工作到9点钟；然后去学校写论文，顺便带了一个便当做午饭。下午3点钟，张汝京再从学校回到公司，工作到下午7点多钟。

　　这样的节奏持续了半年，一半时间在学校，一半时间工作，并且是留职不停薪。

　　值得一提的是，张汝京读博的学费全部是由TI公司承担。前期，公司支付的学费、书本费、杂费的25%；等到全部课程休完后，公司再支付25%；各门学科及格后，再支付25%；等拿到学位后，公司支付剩余的25%。

　　后来，张汝京博士毕业后回到TI工作时，每年都有其他公司来挖他。但张汝京对TI很感激，坚持留在TI，一直工作到满20年工龄才退休离开。

　　在此期间，张汝京先后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创建并参与管理了10个半导体工厂的技术开发及IC运作，一时间被媒体称为“建厂高手”。

　　对于建厂这段经历，张汝京说道：“当时德州仪器在世界各地建厂主要是为了扩展市场；另外，当地政府也比较支持，所以说是客户、TI和当地政府合力建的工厂。”

　　从TI读博的受益，也让张汝京后来在创办中芯国际、青岛芯恩等公司时，对员工采用类似的激励方式，有些员工的命运为此得到改变，至今一些员工还追随着张汝京，这将在后序文章中与读者分享。

　　4、一心想来大陆 祖国情结深受父母影响

　　母亲申请到康乃尔大学奖学金准备读博士，卢沟桥事件后选择留在国内任教

　　母亲一直给子孙辈说，要爱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父亲问他：“你在世界各地建厂，为什么不回大陆建厂？”

　　张汝京虽在美国多年，但一心想来大陆，打算退休之后就回大陆。而他内心的那份祖国情结，深受父母的影响。

　　从张汝京母亲刘佩金的自传中看到，张母1911年出生在江西九江，9岁进入女子学堂，后转入基督教教会学堂“儒励中学”，当时已经开始学英语、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美术、音乐等课程。

　　张母高中毕业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化学系。1937年大学毕业，申请到康乃尔大学的奖学金，继续攻读博士。

　　后来，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爆发，张母最后选择留在国内任教。张母在广州协和女中和女子师范这两所教会学校教化学。日本攻打广州时，学校移到澳门，张母也跟着过去继续教学。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攻打香港和澳门，学校转移到后方，从澳门辗转广州、广西、云南，历经2个多月的乘车、坐船和走乡间小路，到了四川重庆。

　　由于是学化学的，张母被调到重庆弹道研究所作火药分析，在这里接识了在钢铁研究所当工程师的张汝京的父亲张锡伦。

　　张父毕业于国内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焦作工学院，起初进入上海的一家炼钢厂工作，抗战爆发后，张父跟随着工厂迁移到重庆，负责开发坩埚炼钢的方法。

　　1947年，张锡伦一家四口带着300多名炼钢所的员工到南京钢铁厂。1948年，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也就是张汝京在南京出生。1949年，全家携300多名员工及家属经上海到台湾。

　　张父做材料很在行，后来看到张汝京在TI去世界各地盖工厂时，就问：“你在世界各地建厂，为什么不回大陆建厂？”张汝京说，一直还没有机会。

　　母亲是一直给子孙辈说，要爱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并鼓励孩子们能回祖国服务。

　　在父母的影响下，“回大陆”成了张汝京的一个心愿。

　　除了父母的影响，张汝京也受到爱国同胞的鼓励。他在TI的一个老板邵子凡博士，和张汝京的成长读书经历有些相似。邵博士十二三岁去台湾，然乎去美国读博士和工作。张汝京说：“他们很爱国，很想去大陆，但是邵博士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就很支持我，鼓励我去大陆工作。”

　　5、回国参会接识王阳元院士 为在大陆创业埋下伏笔

　　起先负责大陆和台湾的合作项目无锡华晶上华

　　台当局要求台湾企业停掉大陆项目，回台湾担任世大总经理

　　世大被卖之前，并非所传的不知情，张忠谋曾问过他

　　去意已绝，留不住张汝京的张忠谋扣下他很多台积电的股票

　　天助自助者，当一个人想做一件事时，各种机缘都会来促成这件事。

　　1996年，张汝京从TI退休（工作满20年可以提前退休）的前一年，电子部（工信部的前身）的相关代表去美国参观，张汝京被公司推荐接待了中国代表团。电子部带头的当时是总工程师俞忠钰和一个领导陈建兴先生等，他们参观后对TI的先进半导体技术颇感震惊。

　　1996年底，电子部举办了一场电子论坛，也邀请TI派一名代表参加。TI安排张汝京代表公司参加。因为这次会议，使得张汝京接识了王阳元院士和俞忠钰等老前辈。

　　“王老师说‘你回来帮忙吧’。”张汝京回想当时的情景。张汝京口中的王老师，指的就是王阳元院士。

　　张汝京开完会回美国后，征求几位前老板的意见，他们都很支持。张汝京也征求家人的意见，家人更是非常支持。这样一来，张汝京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1996年年底，张汝京跟王阳元院士见过面以后，开始筹备回大陆的事。

　　当时，张汝京有一位大学学长叫陈正宇博士（康奈尔大学博士）。他曾经成立一家公司茂矽电子（MOSE），做DRAM业务，茂矽电子后来把华智合并。再后来，陈正宇博士离开茂矽电子，并买下华晶的一个5寸6寸MOS线，成立华晶上华，担任董事长。

　　陈正宇的大学同学苏崇文博士（斯坦福大学博士），是张汝京在TI-ACER时的一位领导，当时苏崇文博士知道张汝京马上要退休，就问张汝京有没有兴趣去陈正宇那边。张汝京与陈正宇博士联络后，陈正宇也希望张汝京来。

　　在这个时候，台湾的中华开发投资银行成立了世大半导体，也希望张汝京过去。

　　张汝京对中华开发说：“我是想去大陆，要不你们和陈正宇那边合作吧。”

　　中华开发的胡定吾非常支持与陈正宇博士合作。于是，中华开发投资银行也出钱，张汝京带着一个团队到华晶上华，陈正宇任董事长，张汝京任总经理，张汝京负责0.5微米的半导体项目开发。张汝京说：“这个技术当时受一些限制，AT&T公司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就从西班牙的一个比较老的厂转过来。首先转的是0.8微米的技术，慢慢地再从0.8微米做到0.5微米。”

　　1997年张汝京从TI退休后来大陆先参与这个项目。因此，张汝京一半的时间在台湾，一半时间在大陆无锡。

　　1998年2月的某一天半夜，在无锡的张汝京还正在睡觉，突然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说：“台当局要求中华开发把大陆的项目都停掉。”

　　于是，中华开发胡定吾跟华晶上华陈正宇达成协议，张汝京和团队回到了台湾。当时，中华开发投资了世大半导体，张汝京在盖厂和经营管理方面比较有经验，作为中华开发资深副总的张汝京，就去了世大半导体担任总经理。

　　1998年5月份，当大陆的项目验收结束后，张汝京和团队就完全撤回台湾，专心做世大半导体的项目。

　　世大半导体从1997年做到2000年，公司赚钱后就被并购了。

　　此前媒体传“世大半导体被卖时，作为总经理的张汝京并不知道”。就此事，笔者专门求证了张汝京，他说：“这是错的，我完全知道，而且张忠谋先生要买世大，特地找我去商谈，问我同意世大卖给台积电吗？我说我赞成。”

　　张汝京说，他赞成的原因是想着当时把厂卖了之后，可以来大陆。世大被卖的商业谈判环节他没有参与。最后，张忠谋以原始股价8.5倍的价格买下世大半导体。张汝京进一步说道，对投资人而言，是很乐意的。

　　张汝京也问过张忠谋，收购世大后会不会到大陆发展？当时，张忠谋没有表态。张汝京说，自己没有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

　　台积电买下世大后，张忠谋几次与张汝京谈，希望张汝京留下来。然后，张汝京一心想去大陆，张忠谋不是很乐意，不过还是让张汝京离职了。但是，张汝京被罚了很多台积电的股票。

　　那时，张汝京去大陆之意已经很坚定，根本不在乎股票的事。

　　6、挑起历史使命  中芯国际最终“聚焦张江”

　　产业前辈推荐张汝京来盖厂

　　创办中芯国际时，面临哪些挑战？

　　香港、北京、上海三个城市，为何中芯国际最终选址在上海？

　　当年，有一群做半导体的爱国华人。主要有：虞华年博士，曾是IBM的资深经理，在台湾当过外籍顾问组组长；台湾工研院电子所所长胡定华博士，曾是万虹的董事长；还有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电机系前系主任杨雄哲博士；华邦电子总经理杨丁元博士。这四位都曾是台湾工研院的高级负责人。还有一位杨教授的学生马启元教授也帮忙联系政府高层。

　　1996年，这四位半导体前辈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国家领导江泽民和朱镕基，信里语重心长地提议大陆一定要发展半导体产业。江泽民主席曾当过电子部部长，非常支持，就作了批示。

　　第二年张汝京来大陆时，几位老先生就找到了张汝京，发展大陆半导体的结论是一定要盖先进的半导体厂。2000年3月底4月初，他们几位约张汝京和国务院沟通，由张汝京和团队来负责盖厂，王阳元院士也全力支持。

　　当时，张汝京不仅卖掉了在美国的多处房产，也把90高龄的母亲和太太孩子一起迁居到了上海。在张母的自传中写道：“回到阔别50年的祖国大地，回母校金女大看老校长吴怡芳博士纪念馆，也看到失散多年的小姑姑、妹妹和堂弟妹及他们的家人。在大陆工作的大儿子陪着我从南到北探望亲人，感慨万千。”后来，全家在上海定居，张母写道：“总算是达成了海外游子落叶归根的心愿。”

　　20世纪初的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回到大陆建厂，张汝京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首要的是人才方面。张汝京说道，当时做过半导体芯片0.35微米工艺的人才非常少，估计不到10个人；做过0.25微米工艺的人，可能更少。

　　其次是面临着美国禁运的技术壁垒问题。当时，世界上先进工艺已经在量产0.18微米，0.13微米工艺也即将量产。张汝京他们在无锡做的是0.5微米（中间有0.35微米、0.25微米、0.18微米的三代技术差距），与国外先进技术相差很多。

　　再者是国内很少人认识张汝京他们，资金谁来投？

　　张汝京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曾就读于教会学校，也在教会学校教书。受母亲的言传身教，张汝京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为此，他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美国五大教会为自己背书，保证所创办的企业将来所生产的芯片产品只用于工业民用，而非用于军事。最后，海外资金，像华登国际、汉鼎亚太、高盛资本、祥峰资本等都对中芯国际进行了投资。

　　国内的大股东有北大青鸟、上海实业和张江科技园区。王阳元院士和夫人杨芙清院士都非常支持，找到北大青鸟来投资；张江科技园区以土地作价来投。

　　当时需要10亿美元，实际上收到了11亿美元，最后增资到14亿美元，就把上海的3个厂建起来了。那时是半导体的低潮期，设备等相对比较便宜。

　　在中芯国际的选址上，张汝京和虞华年博士、胡定华博士等几位前辈先后一起去了香港、北京、上海，张汝京又和马启元教授去了深圳看场地。

　　他们首先想到是在香港，或许可以避免美国的禁运。不过，由于香港已经回归了，所以建厂在香港和在大陆差别不大，多少也会面临一些禁运限制。当时海外投资人对香港也比较有兴趣；香港政府也很支持，曾经很积极地在香港谈，汉鼎亚太投资基金的CEO许大麟博士与香港特别行政长官董建华谈。董建华同意给一块地来建厂，张汝京要求在这块地以外，给员工盖一个宿舍。这样一来，香港的房地产集团不干了，视此举是抢他们饭碗。加上，香港的IC人才不是特别多，大陆的人才去香港也不容易。最后，他们放弃了香港。

　　接着的是北京。北京政府很热心，但当时刘淇市长不在，接待的副市长不太清楚此事，不能拍板。

　　关于上海这边，上海徐光迪市长非常支持。张汝京他们本来看中的是上海的金桥，因为华虹半导体也在那里；但上海张江也很热心，提供的地很多。

　　大家在香港碰面，开会讨论最终地点。虞华年博士、胡定华博士、杨雄哲教授、张汝京还有马启元教授最终商定：“还是聚焦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