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创星合伙人米磊博士是最早提出“硬科技”概念的人。早在2010年，米磊博士就将“真正能够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改变世界进程、引领人类社会生活发生根本性变革的科技，都是那些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持续积累、对产业发展具有较强引领和支撑作用的关键核心技术”定义为硬科技。

历史不厌其烦地教育我们——若能把握住未来产业突破性变革的关键技术，将助力整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换道超车”。

是的，弯道很难超车，但是换道可以。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是社会生活的分水岭，带来断裂式的巨变。蒸汽机、电力、集成电路分别开启了三个时代，造就一大批富豪与科技巨头，牵引着世界中心在欧洲大陆与美国之间起伏流转。

下一代芯片技术、智能交通、清洁能源、生命科学、创新材料，在所有关键性、变革性、引领性的领域，中国正在迎头直追。

硬科技应该怎么投？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放大灯与米磊博士做了一番交流。

以下是对话整理。

硬科技创业：谁是有潜力的创业者？

据闻，平均每个院士参与了15家公司。

与之前创业涌现出诸多“草根英雄”不同，硬科技创业者没有泥腿子。毕竟无论是集成电路、计算生物、新型材料、航空航天．．．无论想吃透哪一个领域的小方向，都是十年钻研起步。

只是办企业毕竟不是搞科研，如何真正把技术转为生产力？我是干CEO的料吗？科学家们也开始了艰苦的摸索。有人直接转让技术成果、有人自己当CEO掌控公司，还有人选择只占小股份，但同时招创业愿望的博士学生进入企业。

怎样才是最好？

吴云飞（本文作者，以下简称“吴”）：从您提出“硬科技”概念到现在有十年了，您观察到比较好的硬科技创业团队是怎么样搭配的？

中科创星合伙人米磊（以下简称“米”）：硬科技创业需要兼具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团队，最好是科学家搭配产业背景的CEO，这样既能懂科研，也能懂产业。当一项技术进入产业时，对产业需求的把握、对产业链的熟悉程度、产业落地能力、企业的管理能力，都是需要训练和培养的。科学家通过短期学习不太容易直接转型，一个完整的团队才能够互补。

吴：科学家创业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

米：科学家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觉得技术是无所不能的，过分关注性能的同时，往往会忽略成本、工艺和量产的可行性，最后把企业做成了科研机构。把技术的商业化做好，一定要搞清楚未来产业的需求。

吴：你会主动劝说还没进入产业的老师投身其中么？

米：我们肯定会跟科学家去提前接触，如果看到特别适合转化的技术，情况也合适的情况，也会建议他去产业化。毕竟对于靠应用端比较近的科学家，产业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我觉得只要能产业化，就应该产业化。如果不抓住机会，过几年技术过时了就蛮可惜的。

芯片狂热：在脖子卡最紧的地方

中国很早的就知道，集成电路就是未来最科技的竞争焦点。

2006年，国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该纲要制定了十六个国家战略级重点攻关项目，是指要求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的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

《纲要》将核心电子器件与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放在了目录最前的两个，因此也称为列为01与02专项。

其中02专项为上海微电子公司具体承担。就在2021年11月10日，有投资者向上海微电子股东张江高科的董秘提问，要求其回答首台28nm光刻机交付进度。公司董秘没有直接回答该问题，而是请大家以上海微电子公告为准。只是截止目前，上海微电子官方仍未有相关消息发布。

如果28nm光刻机真未按期交付，那也就是说目前上海微电子仅能实现90nm光刻机生产，而荷兰ASML公司的EUV光刻机已经可被用于3nm的芯片制造，中间还隔着数代技术代差。

图丨上海微电子官网

吴：现在前沿科技投资有很多狂热的现象。

米：中国现在半导体就很狂热，我觉得有利有弊吧。好处是终于现在大家愿意投芯片了，人才也开始回归半导体产业。七八年前我们投芯片的时候，芯片的研发人员有10年没涨过工资，很多人才跑去干互联网了。现在芯片领域薪酬上去了，人才就回归了。但是整个芯片的人才确实已经断代了。

坏处就是投资过热导致大家去追捧一些浮在面上、相对成熟的项目，但真正还有很多该关注的东西没有做，然后又把一些不是那么好的项目炒得太高。搞芯片的人才是有限的，每个人出来开公司，最后有可能会导致力量不够集中，最后大家都做不出来。

吴：说到芯片，地方政府也经常扮演挺重要的角色，但也出现过包括武汉弘芯这种影响恶劣的事件，你怎么看待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米：在我看来，中国政府一直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推动者的角色，这也是中国过去40年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的力量。为什么现在会出现你说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因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的模式的变化——它正处于人口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型期。

过去地方政府在做招商引资的时候，往往只找有现成销售额的公司来投资设厂。这种情况下，只要给条件就能够产生很好的回报。

现在是创新驱动的，硬科技企业的不确定性比以往要大很多，这就要求政府对企业本身具有判断能力。现在有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已经提出，要以投资的心态来做招商，选错了企业就要赔，选对了才能成功。

所以对于政府而言，还是应该扬长避短，要做企业和VC们做不了的事情。比如打造营商环境和兴建公共基础设施，然后通过有识别能力的风险投资机构，来帮助地方政府做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假如某地政府愿意搭建出一个公共的芯片厂，那么很多芯片企业自然就主动来了。

吴：最近有关注元宇宙概念吗？

米：我理解元宇宙就是类似互联网的升级版，本质是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信息。人类对信息的需求一直是在增长的，以前人们看报纸，后来是图文，现在小视频，未来就是VR甚至全息了。

第二个就是信息密度不断地增长。所以元宇宙需要能支撑足够大量的信息传输的技术。我认为，这就需要从电的信息转向光的信息，因为只有光才能承载这么多信息。我们投过很多光学芯片，这些芯片成熟之后才有戏。

吴：您怎么看这个概念被热捧？

米：我不太认可现在对概念的爆炒，大家对新概念的热情往往是冲动的，但产业落地需要时间和耐心。前几年，人工智能也遇到了和如今元宇宙相似的情况，结果行业并不能快速达到大家想象的程度，所以现在又有失望情绪，但理性来说，人工智能现在才慢慢成长起来，开始走向应用。

元宇宙也是一样的，目前更多的还是情绪。但实际上他的能力还是很弱的。目前整个硬件的进展是非常缓慢的，这是由产业客观规律决定的，投资人应该能看懂这些。

科创投资人：谁来缓解我的焦虑？

在2021年，假如市场上出现了一个不错的科学家想创业，同时还找到了可以搭配的完整的团队。大家猜天使轮一般能估多少钱？

2亿。

其实资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真正关注过硬科技。2017年以前，团购、旅游、出行、社交、在线教育．．．．．．我们耳熟能详的所有资本大战，几乎全部发生在互联网领域。待资本全部都意识到了互联网用户增量消失，大家又蜂拥的进入新消费、出海、企业SaaS等题材之中。

如今新消费企业估值倒挂、企业SaaS空间难寻系统性机会，终于，资金正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抱团奔向“硬科技”。

这盛世，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投资火热的时代，也是VC们焦虑的时代。当所有人朝着硬科技蜂拥，项目估值也被推着水涨船高，许多项目刚刚浮出水面就能获得上亿估值，进一步逼迫着投资人朝着更早期、更精尖的项目去。

偏偏早期硬科技项目又是理解门槛最高、产业前景最难估摸的项目。为了能看懂项目到底在说什么，当年商科毕业的投行精英们，开始了转型之路。

有机构开始组织投资人埋头啃论文做研究，按图索骥般找技术、找研究者；有机构从不同名校背景的投资经理在学校“扫货”，挖掘有潜力创业的博士生与教授。

焦虑归焦虑，但几乎所有人都认定硬科技投资起码还有十年以上的增长机会。国际科技竞赛的长期确定性，刺激着诸如隆基绿能、万华化学、宁德时代等一批科技企业的估值在两年之内成长数倍，迅速成为了千亿、甚至万亿级的企业。

只是两年前，投资人们或许都还没有听过这些名字。

吴：我觉得VC现在普遍都有转型焦虑，毕竟投硬科技的知识门槛也不低。您是学者出身，你怎么观察这种焦虑？

米：转型肯定是必然的，因为过去的经验永远都不能够适用新的时代，这太偷懒了。风险投资就是变化最激烈行业，所以投资人要想跟上时代的潮流，就永远是要不断的去学习的。虽然现在的试错成本比原来高了，但还是要坚持往正确的方向走，即使学习效率慢一点，也都不是问题。

当然具体的转型方式跟基金的基因和投资人个人关系很大，口袋深的机构转型应该是有机会的，口袋浅的机构转型的风险就大。

吴：VC的模式也需要做一些变化去适配，比如红杉美国和欧洲最近就成立了常青基金。（注：常青基金是指通过设立一系列封闭式子基金组合，使得基金整体上不设存续期的基金模式。）

米：常青基金就是最合适的。因为硬科技是长周期的、高风险的、大投入的。很多公司真正长大往往是需要十几年到二十年的时间。现在基金的的周期确实不能适应硬科技的投资，这也是中国很多基金没法投硬科技的根本原因，LP的结构导致了大家很难去投长期。

吴：现在很多硬科技项目的价钱已经很贵了，市场上刚能看见，价格就上天了。

米：钱肯定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但这是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硬科技还是要按照科技的规律去办事。有的公司钱融多了变得很浮躁，不是什么好事。有的时候往往是因为钱比较少，被迫你去做一些特别创新的事，走出一条道路反倒更容易成功。

能不断融资并不代表项目成功，真正到最后你的身价是由客户来决定的，不是投资人决定的。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比谁能从客户拿的钱多，而不是应该比融资多，投资人还是比客户好忽悠的。

无尽的前沿：这些理应被关心的问题

2021年9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0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报告显示，全国基础研究经费1467．0亿元，占全国研究经费的比重为6％，其余94％的应用型研究以及实验发展型研究，均为围绕应用可行性探索、工艺进步或产品开发的研究工作。

基础研究，是指为获得（已发生）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规律和新知识，而不预设任何特定应用或使用目的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它不产生任何的明确的市场价值，但缺支撑着所有的技术发展。

任正非把如今中国科研状况类比二战前的美国。在二战前50年时间，尽管美国产业已经领先全球，但在科研上充满功利主义，不重视基础研究、基础教育，大量依赖欧洲的灯塔照耀，利用欧洲的基础研究成果，发展短平快的产业。

1945年，美国科学顾问范内瓦·布什应罗斯福总统要求，撰写了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这个关于科学研究发展的数项报告，对美国的科技政策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促成了美国政府对学术研究的重视与投入、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帮助美国循序摆脱对欧洲基础研究以及科研人才的依赖，确立科技霸权地位。

该报告对美国的影响持续至今，2021年5月12日，美国参议院以24：4高票通过了《无尽的前沿法案》，授权拨款1000亿美元在五年内投资于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先进通信、生物技术和先进能源在内的关键技术领域。

范内瓦·布什估计没有预料到几十年后世界科技竞争的格局，自己的报告竟成了75年后美国大搞科技冷战思维的“战略指导”。美国想复制当年的经验，却错误的将中国当成了假想敌，损害了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必须奋起直追。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今我们必须全面了解美国在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去理解可以之于国家的意义，以及可能的路径。

吴：现在大家对硬科技关注度提升也是中美竞争大环境促成的。未来的科技格局就是大国之间各自建立起完整的科技系统，而小国选择依附么？

米：我觉得目前来看，一般的国家的 GDP的体量是不足以支撑完整的科技体系的。未来可能最核心的中美两个大国会构建起相对独立和完整的技术体系。未来20年肯定是中美两个国家在竞争全球的领导者，或者说共同去领导。其他的国家都至少会与其中一方合作，来保障科技安全。

吴：民间也在行动，有些投资人都在提倡“半公益”心态投资了。

米：我觉得做硬科技必须真的对科技有热情。比如像马斯克这样执着，他是想去解决问题的，只要有对技术和产业有信心，就不要太把短期的回报放在心上，未来得到的回报一定是能够证明时间的价值的。

现在大家说的价值投资常常是指西方经济学中的股东价值最大化，什么挣钱我投什么。但投资硬科技不是只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我们希望能用整体思维，站在全社会的层面上去看待投资，如果项目不能够创造给额外的社会价值，就别投了。

硬科技的知识价值推动知识的形成和文明的积累，社会价值推动产业升级，铸就国家实力。最终的结果就会反映在获得经济价值，即投资人获得财富回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高的追求就是三不朽，叫立德、立功、立言。投资硬科技就能同时做到这三件事情，立德就是社会价值、立功就是经济价值、立言就是知识价值。

吴：恐怕不太好计量。

米：我反而觉得这是中科创星发展还不错的原因，因为我们理解并相信“硬科技”理念。所以早在2014年，我们就开始投资半导体。了解一下产业结构，我们就能很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半导体的设备每年产值是700亿美金，但它往上支撑了5000亿美金的芯片制造业的产值，再往上支撑了几万亿美金的电子消费和电子系统，再往上还支撑了互联网大数据电商应用几十万亿美金的产值。老百姓日常接触的都是下游的应用，但是硬科技对下游的带动是巨大的，它的整体社会价值非常大。

吴：未来或许会有更好的利润分配方式让硬科技吃到更多。

米：以前按照微笑曲线理论，制造业是最不挣钱的部分。但是现在台积电已经是世界500强中净利润率最高的公司了，事实已经开始反过来了。所以说只要对产业链有重大影响作用，利润就会还不错。

吴：商业企业也应该基投入基础科研么？

米：基础科研大多数还是应该由国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去做，产生的是公共知识。这些公共知识可能在短期内看不到价值，但是长期很明确。企业想参与也是可以的，比如通过公益慈善和捐赠的方式，投入某个细分领域，中国也有很多有钱人愿意拿钱来捐赠科研机构。当然，如果是要想系统化的做基础研究，得像华为这种有千亿级研发经费的公司，拿出10％以内的钱去做，得特别大的企业才行。

吴：公众应该怎么去关注到这场硬科技革命？

米：公众我觉得也需要试着了解整个科技的进展，首先降低自己不被某些炒作的概念欺骗的几率。同时也要寻找机会参与新的革命里，否则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如果你不关心就会跟不上时代。

同时，公众作为前沿科技的未来用户，也是产业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建议大家可以多一些讨论，多一些不同的声音，丰富的需求可以倒逼创新。如果大家都很保守，甚至还用直板机，很多创新的东西是不可能出来的。如果创新的氛围不友好，也不会出现创新人才，希望大家还是要对稀奇古怪的想法有更多包容，宽容失败。

从国家的角度看，要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全民的科学素养必须整体要提高，否则也支撑不了创新型的大国。只有大家素养都提上来之后，当中国整体的科学素养超过了美国，中国才有可能整体在科技创新上超越美国，只靠一部分人去做是不可能的。这也是近年来，国家强调把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的原因。

为了累累的硕果

1978年10月，邓小平首次出访日本，拜访了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当时邓小平第一次见到微波炉，吃到了刚出炉的烧卖。他说到：“我知道了什么叫现代化。我们欢迎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的产业界和中国合作”“请松下老先生和在座诸位帮忙”。

40多年过去，当年应该没有人会想到中国不但能快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甚至让美国也对自己科技地位强烈担忧，进而限制科技交流，一次次地做出双输的举动。

但我们自然不会畏惧，也不会停下。

任正非在为《科学：无尽的前沿》撰写的评论中说到——“我国的经济总量这么大，这么大的一棵树，根不强是不行的，根扎不深，树是不稳的，万一刮台风呢？我们拧开水龙头就出水的短、平、快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若是造访过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或硅谷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望着满墙技术陈列与公司展示，便能轻易感知到科技将如何深刻地改变着社会与国家的面貌，甚至能确立经济观、道德观的时代秩序，改变着子孙后代的生活环境。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来临之前，更要以史为镜、戒骄戒躁，真正重视科学与技术，才能抓新的机遇，引领科技秩序。

我们正处于一个致力于科技创新时代，从国家到群众，从高校到民企，从基础到应用，每一个科技参与者都在共同努力。愿科技大树的每一条根都在生长，越来越牢；每一根枝桠都发芽，为累累硕果而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