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后，美国和欧盟相继发生了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危机的爆发及之后经济恢复的疲弱之势，使欧美等发达国家深刻认识到制造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的严重后果。为摆脱危机，它们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于正在快速发展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上。德国推出了“工业4.0”，美国推出了“工业互联网”，希望借助以“大、智、云、移”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石墨烯为代表的新材料，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能源，以3D打印为代表的新制造技术等新技术的突破与应用，改造传统生产模式、打造新的业务部门、催生新的主导产业，从而重振制造业并占据未来制造业的全球制高点。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每一轮工业革命都对各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国际间分工模式和与之对应的国际生产体系以及全球价值链的分布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向后发经济体提供难得的真正能实现经济技术赶超的“第二机会窗口”。①为抓住新工业革命带来的赶超契机，中国先后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宏伟目标。新工业革命渐行渐近，深入分析本轮工业革命内涵特征，剖析其对生产模式、生产组织形态、商业模式等的颠覆式变革及随之而来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中国抓住本轮工业革命重要的“机会窗口”、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工业革命的内涵及特征

　　（一）新工业革命的内涵

　　据羿戓信息所了解，对于目前正在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有不同的称谓。美国学者米里·里夫金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认为是由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革命相结合所产生的“能源互联网”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认为其核心是以机器人、3D打印机和新材料为核心的制造业的数字化。G20杭州峰会提出新工业革命的概念，德国“工业4.0”实际也是德国语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尽管提法不同，对内涵的认识也有差异，但主流观点均认同，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建立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现代技术上的，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制造技术与制造系统的突破性创新和大规模产业化过程。②为表述的方便，本文将之统称为“新工业革命”。

　　（二）新工业革命的经济技术特征

　　英国演化经济学家佩雷斯（1983）的研究表明，“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经济范式”。③纵观新工业革命领跑国家，新工业革命对生产模式、商业模式、生产组织形态、业务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已经初见端倪，呈现出许多新特征。

　　1. 生产智能化、个性化、全生命周期化。

　　首先，生产过程智能化。智能工厂通过在每个待加工的零件上设置微型芯片，在机器设备上安装传感器、照相机，实现要加工的零部件与工厂机器设备对话，自行确定生产体系、自行操作、自行记录和上传在生产过程产生的一切数据、自行进行数据分析并对生产过程进行优化。其次，生产个性化。因为网络的高度连通性与低成本性，商家可以很低的成本关注“社会小众”的需求，并且“社会小众”的“长尾”端产生的总需求甚至会超过关注“社会大众”。克里斯·安德森认为，网络时代正是关注“长尾”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模块化生产以及3D打印有效解决了小批量多品种生产在生产成本与生产周期上的矛盾，用户个性化市场正成为商家“淘金”的下一个利基市场。再次，制造系统全生命周期化。随着用户需求不断变化，产品生命周期趋短。传统生产系统投入大、投产时间长、生产规模缺乏弹性。新制造系统所依赖的可重构生产系统是以乐高积木式组装原理，对生产系统进行模块化。通过对被模块化的生产线添加或替换“模块”重组，就可以实现全生命周期产品生产，大大提高生产弹性。

　　2. 生产组织形态扁平化、平台化、分散化。

　　首先，企业组织扁平化。为了加快用户响应速度，传统的金字塔形层级生产组织形态将被灵活的扁平化组织形态所取代。扁平化组织形态有利于减少管理组织层级，让组织沟通与决策速度更快。其次，企业组织平台化、虚拟化。互联网时代，由于互联网的高度连通性以及成本无限降低，一批实力雄厚的品牌大企业纷纷转向平台经营并取得迅速发展。产业链上下游在互联网平台上并联集聚，以用户为中心对生产流程进行归并整合，技术、信息、价值以数字化的方式传递，不仅提高传输效率，而且降低交易成本。平台为用户提供自主设计、自主生产的可能性。平台吸引来自全球的供应商，汇聚各类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甚至个人，创新会通过互联网平台迅速传播，大企业的项目管理能力及技术集成能力将是未来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最后，本地生产就地销售，生产组织分散化渐成趋势。随着生产智能化与互联网融合程度加深，企业将以用户为核心以散点形式分布在周围，④以最快的速度呼应用户的诉求并完成生产，最终实现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的多赢。

　　3. 商业模式发生深刻变革。

　　首先，创新模式社会化。在传统商业模式中，消费者被看作是购买和消费生产者创造的产品的“市场”；在新模式中，消费者成为产品创新的重要来源，消费者变成产消者。一项研究估计，作为产品创新者，美国和日本消费者在消费品研发上的支出占比达到33%和13%。企业平台化催生的“开放式创新”日渐风靡，众包、众设、众筹等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其次，制造业服务化。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使信息能低成本深度挖掘，制造企业以产品为中心，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不断向服务端延伸、整合，向用户提供基于产品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服务业与制造业日益融合。

　　二、新工业革命引发全球价值链重构

　　（一）新工业革命引发产业链重构

　　新工业革命下，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产业组织形态的颠覆性变革必将引致产业链的重构。产业链的重构包括产业链的融合、分解与消失。为了真正实现“以用户为中心”，未来销售环节将演变为公众交互平台。公众平台直接联通用户，与用户建立连接，并进行持续交互，直接倾听用户的声音，感受用户的体验。用户在此分享经验，互助解决问题。交互平台将使传统产业链的销售环节、售后服务、市场调查，甚至广告环节进行融合。甚至还将分解出一些新产业链，比如海尔小微“雷神”曾采用“众筹”“创投”方式为定制融资。⑤研发与设计既可以由用户与厂商合作完成，也可以进行产业链分解，通过开放式创新，采用“众包”“众设”完成。制造环节的核心企业主要依靠其出色的技术集成能力与项目管理能力整合平台资源，经营可能将越来越虚拟化。制造业服务化将使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另外，一些产业链即将弱化甚至消失，因为用户可以越过渠道商与生产厂商直接对接，可以全程体验产品的设计及制造过程，价格将透明化，渠道商、中间商即将消失。用户相信“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广告业也面临转型。智能化生产使劳动力不再是厂商选址的决定性因素，未来生产布局将在消费地“本地生产，就地销售”，因而对物流的依赖也大幅下降。

　　（二）产业链重构引发附加值变动（价值链重构）

　　1. 智能化生产提高中部制造环节附加值。

　　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呈现两头的研发与营销环节附加值高、中间的加工制造环节附加值低的“微笑曲线”。新工业革命通过产业链重构改变价值链各环节的附加值分布使“微笑曲线”底部整体抬升。制造环节附加值提升首先得益于智能制造带来的产品性价比大幅提高。建立在智能化、定制化、全生命周期基础上的现代生产，“省钱、省力、省时、省能耗”，有自测功能的生产线将使残次品降至最低甚至消失。使用3D打印技术，不仅可以减少接口，而且可以突破传统加工技术限制，在立体物体内部进行复杂的增强操作。其次，在产业链重构下，制造与创造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都将提升制造环节附加值。在智能制造系统下，设计研发与制造可以同步进行，制造即创造。⑥企业不再局限于向用户提供单纯产品，还提供基于产品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智能化生产改变了以往生产环节的简单流水线作业，通过高知识性和技术性从而掌握生产环节的决策权，进而提升制造环节的价值曲线，实现“微笑曲线”的中段提升。

　　2. 研发设计环节仍将保持高附加值。

　　3D打印、计算机辅助设备的普及和网络平台的发展，使研发设计正逐渐走向家庭和个人，来自全球的业余爱好者、发烧友和兼职者纷纷参与新产品、新技术的众包、众设中。相对于传统专业科研人员，他们不过是利用业余时间分享认识盈余而已，几乎不增加人力成本。那些产业链核心企业仍然能通过制定行业标准与规则，通过对创新的集成获得较高附加值。

　　3.  销售环节将演变成公众交互平台，是创造附加值的源泉。

　　公众交互平台融合了传统产业链的销售、市场调研、客户关系管理、售后服务、广告，甚至研发设计功能，用户的需要是企业经营的起点也是终点，用户的价值就是企业价值，只有实现了用户最佳体验，才会有企业价值的实现。该环节是附加值的源泉。

　　综上，新工业革命下，代表产业价值链各环节附加值的“微笑曲线”呈现不断拉平趋势。

　　（三）价值链附加值分布变动引致国际分工格局调整

　　Kaplinsky（2004）指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收益从本质上讲产生于那些能保护自己远离市场直接竞争的能力，即获取“经济租”。全球化的所有参与国家和企业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治理”中，而“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目标正是索取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租”，而不仅仅是寻求生产要素投入的回报。谁占据了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掌控了未来整个价值链的财富流向。⑦产业链各环节附加值的变动，必然引发各国政府政策的调整及企业经营策略的转变，国际分工格局即将调整。

　　1.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

　　在智能制造时代，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战略地位进一步体现，发达国家纷纷加大制造业回流力度。日本设立经济特区，打造最优经营环境，目的就是吸引海外日企回流，这几年，松下、夏普、大金、佳能等知名日企纷纷撤资回流。特朗普在国情咨文发言中曾明确表示要“确保制造业的下一次革命是‘美国制造’”。各大国际大牌美资企业纷纷高调响应，福特、谷歌、星巴克、苹果等都发布了回迁计划。

　　2. 产业竞争的核心转向产业链后端，即用户导向性。

　　传统产业竞争重点是产业链前端，通过技术进步及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而当前智能化、数字化生产已经解决了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存在的生产成本、生产周期之间的矛盾，谁能够最快挖掘用户需求，提供最佳用户体验，谁就能拥有未来。实现用户价值就是实现企业价值。

　　3. 产业生态系统间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范式的主流。

　　在数字化商业背景下，用户拥有了更大的选择权，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用户选择权的竞争。这要求企业变化的速度必须跟上用户点击鼠标的速度。过去金字塔形的层级组织形态已经不合时宜，企业必须不断打破边界走向开放，通过互联网平台直接与用户、供应商、研发机构等建立“端到端”的有效对接。那些以拥有核心技术、品牌优势、强大技术集成能力的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生态圈自然具有汇聚并整合来自全球最好资源的能力，具有最有效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优势。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企业将从过去通过一体化获得竞争优势转向通过产业生态圈赢得竞争优势。

　　三、中国提升全球产业价值链地位的挑战与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制造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断深化、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攀升，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制造业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出口产品利润微薄，许多先进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与重大装备还需要依赖进口。新工业革命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重构对中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推动制造业由大做强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

　　（一）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面临的挑战

　　1. 制造业整体水平不高，地区差异大。

　　当前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工业４.0的新阶段，正在实现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而中国制造业信息化发展不但整体水平不高，而且东西差异大。东部处在以信息化时代为代表的工业3.0，而广大中西部还处在以电气化、自动化为代表的工业2.0、3.0阶段，甚至不乏一些企业仍处于机械化的工业1.0阶段。

　　2.  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弱。

　　制约中国技术创新最核心的问题是投入不足。据统计，2008—2013年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1.1%，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4%、3.4%、2.3%。以高技术行业看，美国、英国、韩国、日本这一比值分别达到73.3%、62.8%、58.7%、41.2%，而中国仅26.3%。⑧

　　3. 技术实力强、品牌影响力大的领军企业不足。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华为、中车、格力、海尔、比亚迪等一批企业已经享誉全球，但与中国第一制造业大国的体位相比，总量还是严重不足。品牌建设也仍然是产业发展的一块软肋。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16年世界品牌500强中，中国仅占36席。2016年胡润品牌榜排名中，最具价值中国品牌前十强无一来自制造业。⑨

　　4. 中国以学科为背景的人才培养机制已经很难适应智能制造人才要求。

　　未来智能制造需要大量既懂经济、又懂生产设计工艺，同时还能软件编程的复合型工程师、设计师，特别是有广阔视野、勇于创新的企业家和一步一个脚印、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现行教育体系与现实需求存在较大脱节。

　　5. 互联网、共性技术、工业数据库等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滞后。

　　目前，中国宽带光纤普及率不高，资费居高不下。特别是城乡、中西部“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共性技术研究不足、推广力度弱，公共数据库等资源配套不足仍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二）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蕴含的机遇

　　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不仅要实现国内价值链高端化，而且要相对欧美等发达国家提升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在新工业革命下，中国拥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机遇。

　　1.  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是中国企业构建高效、互补的产业生态体系的有力支撑。

　　中国拥有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小到火柴盒，大到航母飞机在中国都能生产。在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许多地区形成完善的产业集群，产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在数十公里范围内都可以完成采购。完备的工业体系是企业构建完整、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体系的有力支撑。⑩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中国制造企业能够快速地将新产品进行商业化生产，而且在供应链成本上获得优势，这是其他国家企业难以比拟的。Mate7是华为Mate系列的第三代，也是华为第一部热销手机，为华为打开高端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改善持握感，华为设计了航空铝材金属机身。然而华为找遍了全国金属加工厂，却没有一家工艺能达到华为要求的良品率。后来华为找到了拥有大量汽车冲压设备的比亚迪，这看似荒谬，然而比亚迪凭借其深厚的汽车金属冲压经验，顺利实现了技术突破，成为华为手机金属壳供应商。而后，比亚迪凭此技术更成为了韩国三星手机金属壳的主要供应商。完整、互补的产业生态体系有助于系统内企业开展充分横向协同与纵向协同，促进优势企业的强强协作，实现技术赶超。

　　2.  巨大的内需市场是中国实现经济赶超的得天独厚优势。

　　大市场能够支撑新技术的产业化和新标准的形成。周怀峰（2008）总结了国内需求对创新的影响，一是根植于国内用户的先发性需求能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二是巨大的内需市场有利于产生规模经济，迅速降低成本，使创新与市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有利于新产品、新业态快速成长壮大。?对于主导设计尚未确立、技术标准尚未形成的新兴技术，大市场可以给国产技术和标准提供足够的用户和采购规模，促进国产标准的形成或至少在国际标准的制定中掌握话语权。例如，TD-SCDMA这一中国标准之所以被国际电联接纳为三大3G标准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凭借巨大市场需求获得的话语权。贾根良在分析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美国崛起的历史后指出，对于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市场重于技术；?这一点在中国高铁行业得到近乎完美的演绎。凭借巨大市场—逼高铁四大巨头（德国西门子、加拿大庞巴迪、法国阿尔斯通和日本新干线）技术转让—快速实现产业化—在吸收消化基础上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率先进入国际领先技术体系，实现完美领先。目前，中国手机产业链上许多电子光学技术也得益于中国巨大的手机市场正在快速提升突破，比如京东方的面板技术，自2003年收购韩国一条落后生产线开始，京东方经过长达十余年的“烧钱”跟跑，终于成为行业仅次于韩国三星的技术领跑者。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国际专利申请情况，2016年京东方位列全球第八。?在这十余年，各路资金包括政府资金敢于持续投入（约1200亿元人民币），很大原因就在于中国对面板具有持续的巨大需求。

　　3. 全球最发达的互联网应用市场打开了中国大众拥抱互联网、走向创新的快速通道。

　　根据麦肯锡的调查，2013年中国互联网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为4.4%，超过了包括美国、德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互联网女皇报告》显示，全世界估值排名前20的互联网公司，中国占7家，其中腾讯、阿里、百度问鼎前十。中国互联网公司在支撑其起家业务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能力，而这些新的能力代表了信息技术发展的最新方向。例如，阿里巴巴为了支持“双11”瞬间的海量交易，发展出强大的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金融技术，在云计算市场，阿里与亚马逊、微软Azure一起形成“3A”三足鼎立格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不仅能够应用于商业、服务业领域，在制造业领域也有广阔的应用空间，而且技术在产业间的转移并不存在高不可攀的屏障。例如，保利协鑫与阿里云ET工业大脑联合在多晶硅切片环节推广大数据算法，通过对生产过程中采集到的各方面数据进行分析，找出影响良品率的最关键变量并进行有效改进，使得良品率提高1%，每年节省数千万成本。?中国工业体系完备，市场巨大，将为互联网、大数据、工业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支持创新诱发更多基因突变。

　　4. 日渐凸显的“人才洼地”效应是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CPPS人机网三元战略”“六维智能工厂”等理论的提出者朱铎先通过对工业1.0、2.0、3.0的系统研究后发现，这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分别是人才洼地、人才管理、人性激发，以人为核心的主线贯穿了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始终。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科技的不断发展，“人才洼地”效应日渐凸显。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海归总数达265万人，其中2016年回国43万余人，近五年回国人数占到70%。学成回国比例由2012年的72.38%增长到2016年的82.23%；其中，中央“千人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6000多人，各地引进高层次留学人才5.39万人；?“人才洼地”为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提供了高层次人才保证。央视财经播出的《中国“芯”力量》报道了中微半导体在芯片刻蚀机上获得比肩国际最先进水平的技术突破。包括董事长尹志尧在内的三十几位原始发起人都是在美国英特尔、应用材料、科林等国际巨头有着20～30年半导体设备研发制造经验的资深工程师。海外高端人才学成回国为技术赶超献智献策，是中国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突破关键技术瓶颈的重要路径。

　　5. 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科技攻坚的独特优势。

　　回顾世界工业强国的发展史，没有一个落后国家是不依靠政府的支持、保护而发展出强大的产业的。许多产业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投入大、回报期长，如果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后发国家在研制出产品后，也由于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不稳定、品牌影响力小等原因而无力与先发国家的企业竞争。政府的支持不但能够弥补产业研发投入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幼稚产业获得足够的市场，使产品在不断迭代中提高技术和质量，从而逐渐达到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水平。中国高铁、中国核电、北斗导航、量子通信、航天航空等在全世界的集中突围，足以证明中国“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今后在一些重要领域、关键技术上，要因地制宜地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各个击破”。

　　此外，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旧体系中沉淀投资少、转换成本低，受旧范式锁定效应小，只要足够重视，应对得当，完全可能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新的技术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四、新工业革命下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对策建议

　　新工业革命下，转型成功的企业能够通过平台整合国内外最优质资源，通过智能化、数字化、个性化生产，以零库存、零缺陷、高性能、低成本方式向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与服务，从而进入价值链高端环节。而转型不成功的企业，面临的将不仅是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问题，而是企业生死问题。中国一定要抓住这难得机遇，扬长补短，充分利用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机会窗口”，加紧实施创新驱动，努力实现“2030年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宏伟目标。

　　（一）加快制造业智能化升级

　　发达国家在产业链前端如研发设计、标准与规则制定，以及产业链后端如品牌影响力、平台集聚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产业链中端的智能制造近些年才刚刚兴起，几乎所有国家都还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应该以大企业为依托，积极推进“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建设，树品牌，立标杆，以点带面，加快现代智能工厂的建设，促进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

　　（二）加大力度打造领军企业

　　新工业革命下，产业生态系统间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流范式。中国必须重点培育一批技术实力雄厚、品牌影响力强、能主导产业价值链的“链主型”企业。一是增加科研投入，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利用中国国内市场得天独厚的优势，加快新能源新技术的产业化，通过产业化率先进入先进技术体系。针对行业久攻不破的关键核心技术，应充分发挥中国“举国体制”优势，各个击破。二是传统产业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在自己原有专业领域进一步做精、做细、做绝、做透。三是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强化品牌意识，打好品牌争夺战，争取话语权。

　　（三）催生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产业生态体系的效率不仅取决于主导企业的技术实力与品牌影响力，而且与体系中各垂直分工领域中小企业的数量与质量密切相关。中国必须加快互补性制度建设：一是产业政策应从“扶持”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向“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的普惠性产业政策转变。二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从有利于模仿吸收的松散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向有利于激发创新的严苛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转变。三是加快公共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智能制造示范项目等的建设，加快先进制造技术、标准、工业软件向中小企业推广应用；加快公共检验检测平台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培育壮大技能型、知识型员工队伍。

　　（四）培育区域性价值链“链主”

　　中国绝大部分企业目前尚不具备主导全球价值链的能力，但是并不影响在某一特定区域占据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都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我们要充分把握机会，通过扩大对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投资规模，深化供应链与价值链合作，积极培育具有全产业整合能力的区域性价值链“链主”，逐步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五、  结语

　　新工业革命下，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等将对传统生产模式、商业模式、组织模式等产生颠覆性影响，全球产业价值链将出现重构。本文提出中国应顺应新工业革命的技术特征与全球产业价值链重构趋势，充分利用中国优势条件，加快智能制造建设、完善产业生态体系建设等提升全球产业价值链地位。其实，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要真正落地，离不开管理模式的革新，这将是理论界、实业界未来必须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

　　注释

　　①贾根良《赶超应从价值链高端开始》，载于《发明与创新》2013年第7期第18至19页。

　　②贺俊、姚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特征及其政策含义》，载于《中州学刊》2015年第9期第30页。

　　③刘庆振《“互联网+”风口下的内容产业转型》，载于《新产经》2016年第8期第68至69页。

　　④周静《全球产业链演进新模式研究》，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83至84页。

　　⑤王钦《人单合一的管理学——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海尔转型》，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至107页。

　　⑥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载于《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1期第12至13页。

　　⑦张茉楠《实施重构中国全球价值链战略》，载于《华夏时报》2015年4月20日。

　　⑧张茉楠《中国制造2025实现变道超车》，载于《全球化》2015年第6期第81页。

　　⑨聂名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升级方略》，载于《东南学术》2017年第2期第218页。

　　⑩李晓华、刘峰《产业生态系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载于《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3期第28页。

　　周怀峰《国内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年第8期第42至43页。

　　13刘艳《屏幕升级潮将至，国产屏准备好了吗》，载于《科技日报》2017年3月23日。

　　王海霞《大数据追溯小硅片成长全程》，载于《中国能源报》2017年5月1日。

　　赵兵《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11万人》，载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7年4月17日。